以这样的成本来算，肯定是赚钱的，而且还是赚很多那种。
再想想，也确实如刘钰所言，真要是将来南洋发展起来了，还真怕黄河不泛滥呢。
就算是将来种棉花、种靛草，也得先把粮食问题保证了。保证了粮食，日后再往那运人，成本就更低了。
再算算，就打平均成本二三十两银子一个人，以朝廷漕米固定价一两二一石来算，应该一二年就能回本。
日后就全都是赚的了。
他们内心也明白，自己和小农不一样。
所谓庄稼不收年年种。
可对小农来说，今年不收，就意味着破产，意味着要把仅有的土地卖出去，或者借高利贷。
而对他们来说，今年不收，最多赔钱，并不会逼到卖地筹钱的地步；明年收了，去年赔的钱，也就赚回来了。
况且，种大米，按照南洋正常的米价，可能收益低一些；按照朝廷定死的买办价，可是不低。
不过这是漕米，搞不好要掉脑袋。那就先保证漕米的产量，在保证之后，日后什么赚钱就种什么呗。
想来朝廷会拨一些土地给他们，而起肯定不会小。只要能保证漕米，拨给的免税的土地，日后种什么只怕朝廷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一些人甚至从当年甘蔗园和糖厂的经验中，想到了一些对付可能的长工逃亡的办法。
南洋甘蔗园是靠荷兰人对没有居留许可证抓去服苦役，来迫使那些人不得不接受低工资。
如今大顺下南洋了，而且政策还明显是鼓励下南洋以缓解人地矛盾，这就不得行了。
可这商人想到刘钰说的以史为鉴不是邯郸学步，要掌握精髓，他便想到了精髓处。
只恨不能像西洋人那样拥有武装，要不然，手里要有枪有炮，就专门去袭击那些南洋人，烧伤抢掠。
这样，两边便结仇大恨。如此，长工就算想跑，那也没地方可跑——跑到外面，被结仇大恨的南洋当地人抓到，也是死。
这不就是用甘蔗园用被荷兰人抓着服苦役的精髓吗？做生意，就该活学活用，抓着精髓。
这也是商人正常的思维，他们不会先去考虑怎么增加工资以让别人不逃亡；而是会先预设低工资盈利，然后去考虑怎么才能让人不得不接受。
刘钰对他们的德行也一清二楚。
只是对南洋控制的前提，是人口。
经济学上，有看不见的手。按说随着南洋发展，自然而然地下南洋的人也就多了、各种种植园经济也就发展起来了。
但是，看不见的手本来就有滞后性。
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交通、贸易，动辄以年计算。
那就只能人为干预，利用漕米问题，迅速充实南洋人口，为即将到来的西洋贸易引导下的种植园经济、棉染等经济作物的需求，做好准备。
漕米，也是大顺唯一能用的、可行的“国家干涉”手段。
虽然南洋的日子可能会很苦，但相对于在黄淮地区饿死、遭灾、起义被屠杀等命运，也算是好一点吧。
主要还是几个人口密集的贫困区，恰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
垦蒙、走东北、去西域，都挨不着边，也只能走南洋了。而这里又不是闽粤，自发下南洋是不可能的，那就只能让资本来主导了。
虽然残酷，却是没有别的办法。
就现在的条件下，能救他们的真正大仁义，只有一种，就是去工厂做工的工资，可以支持他们不用必须下南洋了。而且就算初步工业化了，达到蒸汽纺织时代了，估计也好不到哪去，十两银子包三四年的包身女工有的是。
将来能救他们的，只有他们自己，工业化只是为他们能救自己创造物质基础而已。
但大顺工业化的第一步，又必须要以南洋为契机，打开外部市场。否则在无外部市场的情况下，对内倾销，冲击小农经济，大顺必然迅速全面反动。
朝廷和皇帝，一点不笨，他们知道江山稳固的基础是什么。
漕米一事，也就是皇帝因为治淮的事，考虑到百姓安置、降负增税等诸多问题，才做出的极大让步。
这件事无论如何都要借势做成，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眼见这些商人已经多半接受了，刘钰便道：“这事最好快点定下来。一旦要做，就要先声夺人，先做的漂漂亮亮的。”
“什么叫漂漂亮亮的？钱一到位，很快就能把米送到京城，第一年肯定要买，这事儿你们既要做，那今年就要做准备了。”
“这也是我优先找你们的原因，你们手里的钱，周转的过来。你们也放心，西洋贸易公司，就这么大的空间，不可能吃独食、要分份额让人抢。所以不要担心这西洋贸易公司入股的问题，给你们留的坑，比起你们的身价底子，差得远呢。便是预存了再多的现银，也没机会都投进去。”
“不说京城里那些人也眼巴巴地等着入股，我还给荷兰人留了一大份呢。一共几千万两，分一分，没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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