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个因素摆在这，无疑，使得刘钰在巴黎沙龙间的名声，总的来说，还好。
当然，谁要是真敢把刘钰的灵柩拉到里昂去，那真的会被当地的纺织工人，开棺戮尸，挂在教堂上的。
而在印度。
尤其是在吉吉拉特、摩诃罗嵯这两个最早被西方殖民者渗透、统治、交易的地区。
只能说，刘钰的名声实在太臭。
这里不是说欧洲东印度公司就是好人、而大顺就是坏人。
而是说，在这之前，欧洲的所有的东印度公司，按照后世的标准，挂个“买办”的帽子，那是一点不冤的。
东印度公司是要花钱，在议会游说，大谈【白银外流未必是坏事】的。
这是大顺打一战，也即1760年之前的东西方之间的生产力差距决定的。
包括说，当初刘钰改革的时候，就明确表示过：
大顺的手工业，和先发的工业资本，和东印度公司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大顺与荷兰合作的基础。
而真正的矛盾，在于两点：
其一，东西方贸易的转运利润，大顺的商业资本想要，而东印度公司不想给。
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那就只能打呗。
其二，欧洲的手工业、本国工业资本、圈地后搓羊毛的土地贵族，和大顺手工业、先发工业资本之间的矛盾。
这个也是不可调和的，也只能打。
那你问英国东印度公司对《棉布禁止令》的看法，觉得他们支持吗？他们怎么可能会支持？
但本国庞大的羊毛土地贵族、乡绅力量，人家也是有力量的。力量强大到很多年后，都工业革命了，都有力量推出《谷物法》引起那么大的风波，一个连印度土地税还没收的、当时在印度被法国打的节节败退全面战略被动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哪能推动撤销一系列的重商主义法案？
再说了，反重商主义，得靠自由贸易。没有大义，做不成事。而东印度公司本身又是重商主义的受益者，怎么可能自己反对自己有利的“规矩”？
理解了大顺和欧洲的矛盾，和欧洲这些东印度公司之间的可调和与不可调和的矛盾，也就明白此时大顺在印度引起了巨大反弹。
既然谈矛盾。
那就好理解了。
松苏纺织业，和吉吉拉特纺织业，有没有矛盾？
这矛盾，是可调和的吗？
大顺，能不能像之前的欧洲东印度公司一样，一年从吉吉拉特这买大几百万两的棉布？
这和道德无关。
大顺哪个商人脑子有虫？跑苏拉特买一堆棉布，去松苏卖？
现在的情况，就是所谓的【欲当买办而不得】。
这是无形之手。
而有形之手呢？
大顺当年起义，是因为啥？
因为没饭吃。
所以，大顺会认可法国重农学派的粮价无需管控、无形之手政策吗？
至少，在粮食上，是不会的、也是绝不可能的。
尤其是，当年的太子，在湖北搞出来“米禁”风波后，对粮食问题，大顺更是相当在意。
这里面，就必须知道一个道理。
什么道理呢？
粮食啊，其实是地里长出来的！
而棉花呢，其实也是地里长出来的！
多种三五斤棉花，就意味着会少收三五十斤的粮食。
缺了粮食，就大顺这物流状况，内地地区真缺粮了，就算不考虑耗损，真运过去的时候，说不定饥民都把府衙给占了。
故而，大顺这边的政策就很明确了。
工商业是好的，要发展。
棉纺织业，是大顺工商业的支柱产业，要支持。
但还要保证粮食安全。
那么怎么办呢？
印度种棉花。
那印度种棉花，岂不是意味着印度缺粮，会导致饥荒？
那就两回事了。
河南要是种棉花缺粮了，起义军越过黄河，说不定就把紫禁城扬了。
那印度缺粮了，难道印度的起义军，还能翻越喜马拉雅山一路北上直冲京城？
至于无形之手……
只能说，在粮食问题上，法国的重农学派，刚做了个“好”榜样：别的玩意儿就无形吧，粮食这玩意儿还是悠着点吧。
看来说，这人没饭吃会饿死，竟然是个在东西方都准确的道理啊。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历史上，印度棉纱，确确实实导致了本土的手工布产业发展，并且创下了大约6亿匹的土布巅峰。
这也导致了大顺现在面临的现实：
纺织业，要分开看。
织业，只能靠外部市场，靠商业霸权和舰队决战，促进织业工业化。
想靠大顺内部市场，直接织业工业化，那真是异想天开，根本就不懂什么叫“男耕女织”。
纺业，则大不同。
其实也很简单：就物价来说，同样的劳动量，是把棉花搓成纱的劳动量更“值钱”？还是把纱纺成布更“值钱”？
劫夺制下的印度原棉和印度棉纱，自然会对大顺的原本经济产生冲击。
但是，这种冲击，是可承受的、甚至有利的。前提是大顺的海军，能保证运输；大顺的刺刀，能保证原棉和棉纱的低价。
大量的印度棉纱进入大顺本土，再飞入寻常百姓家——大顺原本专业只为搓棉纱而生的劳动者，并不多。更多的，还是自己纺棉花搓线织布一条龙。
既然同样的劳动时间，织布比纺棉花赚的更多，那么这种经济结构的调整，自然是可以推广的。
一方面，大顺解决了“改麦为棉”这个让朝廷一直头疼的问题。总有人觉得老百姓傻，不知道自己种经济作物；实际上恰恰相反，从明晚期开始，朝廷就一直头疼老百姓自发改种经济作物导致粮食价格波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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