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说，三茬轮作制度的优点还是很明显的。
这种方式的优点是村民们可以饲养为数不少的牲畜，以尽量获取更多的经济收入，毕竟牛羊可比谷物更卖得上价。东岸政府征税的时候也是以收取现金为主，现在已经基本不再收取实物税收了。同时他们休耕的田地里还将积攒下大量的牲畜粪便作为肥料，使得明年种植谷物时土壤变得更加肥沃。对于较为贫瘠的土地，此种轮作制度的优越性比肥沃的土地还要高，农作物的产量提高比率也会更高一些。而且，平日里收获的谷物秸秆也可作为牲畜的饲料，以便在冬季牧草短缺的时候不至于使用宝贵的谷物来喂养牲畜。
这种东西说实话，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黑科技。早在几百年前，欧洲和中国的农民就已经总结出了这种制度，只不过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比如人口增长土地短缺、政治动荡战争频繁等等，这些制度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推广。比如欧洲在中世纪中期（12-13世纪）的时候就有部分地区（莱茵河地区）采取这种休耕轮作的方式来保持地力了，但这种方式始终只在局部地区一度流行并且很快就被打断，一直到18世纪所谓的“农业革命”到来后才会被人们大规模推广普及，着实是令人费解。
“我向定远乡那边的人打听过了，即便是新开垦的荒地，种植苜蓿这种作物的话一年收个4000斤不成问题，毕竟我们这里的气候还是非常适合这种作物生长的。这些牧草再加上一些土豆或红薯的话，养个十头牛不在话下。”到了门口后，安德森跳下了车，然后将她的妻子喊出来一起卸牧草。
她的妻子正在圈舍边照料菜牛，闻言立刻急急走了过来，看到王有财也跟在后边后，立刻脸红了起来，小声打了句招呼：“王先生。”
王有财笑眯眯地应了一声，然后开始帮他俩一起干活。安德森买的牛看起来都很瘦弱，也许是从南方一路赶过来的路上损失了太多的体重，因此现在急需补充膘肥。这八头牛总共才花了80元，这要不是从拉普拉塔抢来的牛，怎么可能有这么便宜！说来说去，这场战争的结果先不说，至少东岸的底层农民们已经着实捞了一笔好处。不然即便上层想在全国推广三茬轮作制度，那么又哪来那么多牲畜分配给农民们？如今倒好，通过一场战争就巧取豪夺了大量牛羊，这三茬轮作推广的“启动资金”立刻便到位了很大一部分。
其实原本政务院是准备把抢来的大量牛羊全部在牧场乡国营牧场集中放牧的，但军部执意要给农民们分牛，因为这些广大的农民正是民兵的最主要来源。他们还拉了农业部做盟友，指出农业部即将推广的三茬轮作制度需要大量的牛，而国营牧场采取的非圈养的放牧模式效率太低，牛整日里吃的都是质量低劣的野生杂草，生长缓慢、产生粪便少，不利于农业发展。最后实在拗不过军部，政务院才同意将一半的牛羊拿出来低价出售，顺便回笼一些资金。
至于安德森所说的“问过定远乡那边的人”，是因为首都东方县在十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做关于三茬轮作制度的试验了。当时农业部一帮农民出身的穿越众官员们面对没有化肥、良种、农药、农机的“古代农业”一筹莫展，普遍在七八十斤的小麦亩产几乎将他们逼疯，这对于雄心勃勃想逐步抛弃土豆种植的农业部来说不啻于一次沉重的打击。
没办法之下，他们只能一边维持巨量的土豆种植面积，一边派人去欧洲（英格兰、尼德兰）学习先进的农业技术，后来还是从西属南尼德兰地区过来的瓦隆移民给他们带来了灵感。在不断地总结经验后，他们最终鼓捣出了和后世的诺福克制度差不多的轮作方法，并正式命名为东岸三茬轮作制度。
12年前，他们在东方县定远乡划拨了一万五千亩农田作为试验田，开始执行三茬轮作制度。这12年中，每一亩地平均休耕四年（期间种植牧草），其余八年全部种植小麦。小麦亩产也从一开始（1635年）的70多斤（种子收获比1:4.6），逐步上升到1641年的90余斤（种子收获比1:5.9），增长28%；然后到了1644年的时候亩产小麦120斤左右（种子收获比1:7.5），与三年前相比再次增长27%；而今年的数据也才刚刚出笼，比较喜人，亩产小麦140余斤（种子收获比1:8.8），环比上一个周期再次增长13%。
这个数据基本上可以确认三茬轮作制度的大获成功。因为休耕的土地（种植着牧草）基本不需要农民们多做照料，相反还收获了大量粪肥以及牲畜（皮、肉、脂、奶均可卖钱）。而经过休耕的土地肥力也得到了保持，小麦单产也比未实行轮作前足足提高了将近一倍。
这个产量提高是巨大的！因为这意味着同样的30亩耕地，实行三茬轮作制度的在三年内将收获8400斤小麦（不算杂粮）以及不下于十头牛（三年出栏），而不实行这种制度的只能收获6500斤左右的小麦，顶多再养几只羊了不得了。如果算上小麦夏收后种的一季杂粮后，这个收成差距还要更大，这已经足以证明三茬轮作制度的巨大优越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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