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华人独立建国，争取平等、自由、民主的历程还是比较遥远的事情，或者只是一个美好的希望。
而现在国内的形势却不容乐观，冈村宁次在南京召开各方面军和各军司令官会议，正式下达老河口和芷江进攻作战的命令。冈村宁茨在会上狂妄叫嚣，“本总司令官决心在三军将士奋起之下，在北方确保大东亚圈内的宝库；在东方海岸要域布成铁桶般的阵地，当敌登陆时予以歼灭；在西方排除万难挺进深入重庆要域，以彻底摧毁敌之根据地，一劳永逸解决支那问题。”
在日本和苏联关系一度紧张时，关东军共有六、七十万兵力。但是从1944年初日军决定进行打通大陆走廊作战时开始，就大量向南调用该军。在1至3月间，关东军一部分调往华中，使总兵力由一百六十五个步兵大队减少到九十六个大队，炮兵由七十三个大队减少到五十一个大队。兵员总数则由六十五万人减至五十万人。当豫中会战打响后，再次从关东军抽兵南下，至4月中旬，关东军总人数仅为四十万人。
至1944年底，日军打通大陆走廊作战结束时，关东军比1943年减少了一半，仅二、三十万兵力。调出的主要兵团达十二个师团和一个坦克师团，以及大部分航空兵。
被一直宣称为百万精锐的关东军，在苏军参战前夕，仅为那点可怜的人马。而且，据日军陆军部记载，关东军的师团基本上是1944年底至1945年初临时征招补充的，名为师团，“实际上与精锐师团相比，战力仅为其30％。”日军大本营决定让关东军在外观上保持强大军备威容”，“以外貌强大的军备威胁苏联。”如此看来，所谓的“伟大的苏联红军”的参战，摧枯拉朽之势也就可以理解了。
在这同期，驻于长江下游地区的日军大量增兵，共有第60、第61、第65、第70、第69，第118、第63、第117、第59、第110、第39、第133十二个师团，再加一个坦克师团和三个独立混成旅团，而且这些部队几乎全是日军精锐。冈村宁次西攻方案的目的是先打败了蒋介石，再回过头来对付美、英登陆。具体设想是：发动芷江进攻，夺取芷江要地，再突进重庆；发动者河口进攻，进而攻取西安，再由西安北攻四川盆地。
“衍功兄，我敬你一杯，祝你旗开得胜，再创辉煌。”吴铭举杯，对着戴安澜说道。
“借华健老弟吉言。”戴安澜笑着举杯而尽。
面对着严峻的形势，蒋介石不得不从缅甸、云南抽调远征军的精兵强将，以对付日军的疯狂进攻。戴安澜现在已经升任第五军军长，将和廖耀湘的新六军先期回国参战。在昆明集结等待飞机空运的时间里，特意到训练学校来看望吴铭。久别重逢，两人不胜唏嘘。
“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在很大程度上降到了配角的地位。当然，中国是重要的，因为它牵制了大量的日军，否则这些日军便可被自由地用于其他地方了。中国的领土还被用来建立美国空军基地，可以从这些基地出发袭击日本的船只。但是，仅此而已。”吴铭放下酒杯，摇头叹息道。
“是啊！”戴安澜点头赞同道：“太平洋战场盟军捷报频传，而日军在中国土地上却肆意横行，很多未遭蹂躏的省市，现在也遭到了侵犯和破坏。如不能成功遏制日寇的疯狂进攻，国家的声望必将受到很大的影响，什么四巨头，四大国，都名不符实，徒惹国际笑话。”
吴铭苦笑了一下，国家贫弱，罗斯福和赫尔虽然不是不意识到中国现存的弱点，但是他们对中国在战后世界上可能起的作用怀着乐观的期望。而丘吉尔和斯大林的估计却不是如此乐观的。丘吉尔说，还在太平洋战争初期他在华盛顿的时候，他就“发现中国在美国人心目中，甚至在最上层的美国人心目中占有极不相称的重要地位”。他对罗斯福说：“当然，我愿意永远帮助中国人并对他们以礼相待；作为一个民族，我钦佩他们，喜欢他们，也同情他们一直遭受的政治腐败。但是决不能指望我接受一个我认为是完全不真实的价值标准。”斯大林在莫斯科以及在德黑兰会议上，也同样对中国在战时和战后的贡献表示怀疑。
但是什么力量也改变不了罗斯福和赫尔为中国争得一个大国地位的决心，这样，中国将与苏联、美国和英联邦并列为大国，并设想在推翻“三国联盟”后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四警察”之一。结果，中国参加了1944年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而且是1945年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会议发起国之一。另外，联合国宪章给予中国在安理会一个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一规定成了以后许多麻烦的一个根源。所有这一切都使中国人踌躇满志，但是在另一方面，对中国来说也是不幸的，而且大大破坏了中美关系。因为，中国根本没有能力履行由于它所处的如此崇高地位而应尽的责任。在美国人所希望的中国与实际的中国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距，因而在华盛顿产生了对中国很不耐烦和恼怒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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