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新中国刚刚成立，并且正在准备解放台湾的战役，毛ZD显然不希望朝鲜在此时发生一场可能给中国安全造成威胁的战争。但是，作为亚洲革命的负责人，毛ZD又无法拒绝金日成的要求，特别是在斯大林已经表态之后，中国只能接受既成事实。
朝鲜战争的爆发，对于华盛顿来讲的确是出乎意料的。然而，美国的反应却异常迅速而且激烈。从最初获得战争消息感到震惊和慌乱，到做出全面介入战争的最后决定，前后不过几天时间，美国对朝政策乃至远东政策骤然发生转变。
认识盲目、判断失误以及心理和军事都准备不足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仓促做出了进入战争状态的重大决定。这不能不说是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在这种偶然性的背后，在各种偶然性的交叉中，仍然存在着某种必然性，存在着美国卷入战争的历史基础。
首先，战后的世界分裂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存在着两种互相对立和敌视的意识形态。美国既然自认为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领袖，也就担负起了保卫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责任和义务。而苏联则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在美国眼里，苏联正在利用其战后建立起来的军事优势——这种优势由于掌握了原子武器而更具威胁性，实现其一贯宣传的目标：解放全人类。所以，美国认为向南朝鲜的进攻就是社会主义阵营向资本主义阵营的公然挑战。
再者，杜鲁门主义的出台早已为美国对外政策定下了这样的基调：做为西方世界的领袖，美国必须抵制苏联发动的任何进攻或制造的紧张局势。从希腊到柏林，从伊朗到中国，从西亚到远东，战后几年的历程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尽管从军事战略的角度上讲，朝鲜半岛被划在美国的远东防御线之外，但是从政治战略的角度上讲，南朝鲜毕竟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毕竟是受美国保护的西方世界的前沿阵地。为了维持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这种威信，为了不失掉“自由世界领袖”的面子，即使是在军事和经济上对美国都不很重要的朝鲜半岛，也成为美国决心保卫西方世界免遭“共产主义侵略”的象征。自1949年“丢失”中国之后，就使得南朝鲜在远东的这一象征更具重要性和代表性。
美国认定对南朝鲜的进攻是苏联战略进攻的第一步，因此对这一行动的后果设想得十分严重。6月25日的布莱尔大厦会议之后，艾奇逊递交杜鲁门一份杜勒斯从东京发来的电报。杜勒斯的分析是：“坐视朝鲜在无缘无故的情况下遭受武装攻击的蹂躏，就将产生一连串灾难性的后果，从而极可能引起世界大战。”
6月2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驻日本的美国远东空军协助韩国作战，27日再度命令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基隆、高雄两个港口，在台湾海峡巡逻，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海攻占台湾。美国驻联合国代表还向安理会提交了动议案，在苏联代表因自1950年1月起抗议中国代表席位被中华民国（台湾）政府继续占有而缺席的情况下，以13:1（南斯拉夫投了反对票）的情况下动议得到通过。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时苏联驻联合国大使曾向斯大林建议，苏联代表应于6月底前返回安理会，以便行使否决权，反对联合国通过不利于朝鲜的决议，但被斯大林拒绝了。
组成的联合国军以美军为主导，其他15个国家也派小部分军队参战。英国、土耳其、加拿大、泰国、新西兰、澳大利亚、荷兰、法国、菲律宾、希腊、比利时、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卢森堡、南非与大韩民国国防军均归驻日的美远东军指挥，麦克阿瑟上将为美军远东军司令。7月5日美军参加了第一场对朝鲜的战役。
“朝鲜人误事，美国人糊涂啊！”吴铭拿着报纸不禁心里慨叹道：“经过四年火与血的较量，中国GCD终于取得了全国政权，而国民党则败逃台湾一隅。对于中国GCD来说，完成全国解放和统一大业只差这最后一击了，而对于国民党来说，则对兵败国破之辱耿耿于怀，时刻不忘反攻大陆。美国政府在这种时刻再次插手国共之间，袒护国民党，自然引起中国新政府的极大愤慨。同时，美国政府关于台湾尚属日本领土，其地位还有待商议的说法，也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美国派军舰进驻台湾海峡，的确使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台湾的进攻受阻。然而，新中国不得不放弃攻打台湾的方针计划，其客观上的结果是中国大量的军队得以从东南沿海抽调至东北。也就是说，这种状况的结果，为大规模中国军队入朝作战创造了一种客观条件。后来的情况发展也正是如此。如果没有美国干预台湾问题，那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南沿海举行渡海战役的同时，很少有可能再在东北边陲集结大军，入朝作战。因此，第七舰队阻止了中国军队进攻台湾，却使得麦克阿瑟面对几十万入朝作战的中国军队，这是美国政府决策时始料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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