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陆军与空军的要求都被否决了。
原因很简单,不管是总后勤部、还是总装备部,都与军费有直接关系,而掌握军费是文职官员的事情,因此不可能让军人来管理这两个部门。
当然,政府也做了妥协。
这就是,在国防部的后勤处与装备处,各设有三军种办公室,由三军种各派将领担任要职,专门为部门领导人提供建议。只是,最终的决策权掌握在部门领导,也就是文职官员的手里,而重大的装备研制与采购项目则需要得到国防部长的批准,某些极其重大的项目则需要由总统批准。
总而言之,这是新中国建立之后,波及范围最大的一次军事改革。
要知道,在此之前,陆军司令部与海军司令部都是部级单位,与中央政府的其他部级单位平起平坐。更重要的是,陆军司令部与海军司令部都拥有很大的影响力,甚至连后来成立的空军司令部也是一个强权机构。这种三军分立的局面,除了导致军队拥有的权力过于庞大之外,还造成了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即三军单独申报预算,导致军费开支难以降低,极大的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
结束三军分立的状态之后,由国防部统一申报军费,能节约不少钱。
当然,成立国防部的最初目的,就是为了减少军费开支,或者说是更加合理的利用每一分钱。
六月中旬,国防部试运行。
所谓的试运行,就是处理一些必须立即处理的事情。事实上,当时国防部连基本框架都没有,甚至没有确定由谁担任国防部长。此外,国防部的办公机构也没有成立,甚至不知道设在哪里。
只是,有些事情确实需要由国防部出面来处理。
这其中,就包括为友好国家提供无偿的军事援助。
当然,在此之前,必须搞清楚中**队到底有多少剩余物资,特别是多出来的装备,以及这些装备的性能。
显然,顾祝同得感谢李向龙。
在张文渊与骆崇明忙着去整理装备资料的时候,顾祝同已经在走下一步了,即如何合理第分配过剩装备。
当然,这不再是中国海军自身的事情了。
原因很简单,援助出去的装备,自然有援助对象,而援助对象的国力、与中国的关系等等都将成为决定援助多寡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在双边关系中,关键不是看过去,而是看未来。
说白了,受援国必须有明确的政治与外交立场。
显然,这是外交上的工作。
这个时候,顾祝同不得不干一些外交家的工作,即与各个受援国的外交武官,特别是海军武官进行交涉。
所幸的是,张文渊与骆崇明没有拖后腿。
两人在整理好了各军种的装备资料之后,也开始与受援国的武官接触,以确定援助的规模与级别。
这些烦琐的工作一直持续到七月初。
到此,组建国防部的事情终于落实,刘伯恩安排了中国的第一任国防部长,即原外交部长闵文灿。
让外交部长担任国防部长,这是绝无仅有的一例。
当然,这也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安排。
要知道,中国国防部是在大战末期成立的,而在大战结束之前,也就是军事改革全面开始之前,国防部的主要工作是对外,而不是对内。要到大战结束之后,国防部才会成为推动军事改革的主要力量。
也就是说,闵文灿只是临时担任国防部长。
在闵文灿完成了使命之后,肯定需要一位新的、能够更加有力的推动军事改革的国防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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