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李靖感觉如果自己和这样的对手作对，那他的对手不是一两个人了，而是要和对方无数个人进行作战。哪怕是李靖，也都未必能有信心和对方集思广益之下到结果来进行。
“时校书郎，这个叫做什么？”李靖问道。
时不凡回答：“这个叫做兵棋推演，能尽可能的把战争过程都事先推演出来。别看他目前只是一个游戏，可是到了以后规则越来越完善，那接下来可以让将领尽可能的得到辅佐进行判断。这种让双方进行推演，然后尽可能的把作战过程推演出来，然后把一切问题都考虑出来了。尽可能的保证不会出现漏洞，然后哪怕敌人有了什么作战方案，那也多可以尽可能的马上堵上漏洞。所以，哪怕是老将也都未必是对手啊！所谓三个臭皮匠，顶的上一个诸葛亮，这个其实也就是一个集思广益。通过在一定的规则之下，让大家通过自己的思考来进行集思广益。那些老将再怎么样，那也都是一个人。一个人的想法，永远比不上一群人完善啊！也许老将经验多，可是那也只是一个人罢了。而这些年轻人虽然战场经验少，可是他们可以集思广益，然后通过这种一丁点规则来让他们多思考。这样可以保证漏洞尽可能的减少，哪怕是老将也都抓不住机会啊！”
李靖突然陷入了苦笑，这个是要命了。李靖自己是老将，当然知道这个过程是会如何的。老将再怎么样，那也只是一个人。而一个人再怎么样，也都不可能能够打败一群人。集思广益，这个确实是一个好办法。过去虽然不少将领也都有些谋士，可是这些谋士往往也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每一个谋士都有自己的建议，最后反而让将领不敢轻易下决断了。
之所以重视老将，其实不就是看在他的那些经验上面吗？一个老将经历的战争足够多，那他心里面的经验也都非常丰富了，完全可以有更多的东西留下来。可是最大大问题也就是这些老将的经验，完全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种完全是一个人的经验问题，无法能传承。这个也就是所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说法。
中国人在古代几乎不会用数据分析地方方法来进行分析，哪怕是孙武当年对于这些战争当中的数据也都非常的模糊，根本无法有一个准确的数理统计。所以这种模式完全依赖于将领个人经验。中国人的战争是艺术，而西方人的战争是科学。中国将领打仗更多的是依靠于右脑，西方人将领打仗更多的是依靠左脑。所以在战略方面古代时期的西方不如中国，可是在战役战术的执行方面，中国却明显有些劣势。双方文化不同，造成了这个结果。
时不凡这个兵棋推演，其实也就是把中国的战争从艺术变成科学。变成了一个个数据流一样的科学，通过数据分析来分析作战结果。虽然未必绝对准确，可是却绝对有深刻的参考价值。
“过去的兵法很少有用算学的数据来进行统计的，不管是过去的任何兵法，几乎都是建立在编写者个人经验上面。这种靠着个人经验的兵法，有很强的个人思想在里面，很容易影响一个人的思维。对于一个高级将领和高官，自然问题不大，因为他们的方向不在那里。可是作为具体执行作战任务的将士来说，他们需要的不是那些。他们需要的实实在在的数据，能够看得见摸得着想得到的准确数据。你应该让他们知道，他们这么做之后，会有什么后果，让他们能趋吉避凶。而这些，是过去任何一部兵书里面也都没有的。”
“只有准确的数据统计，通过一次次作战的统计，然后得出精确的数据分析。这样有利于中低层将士对于作战的推论，能很快的得出结论。而这一个数据统计，是可以大家通用的，不会像是过去那种靠着经验积累，来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方法。虽然这种办法不太精确，也都未必绝对正确，可是却是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不然，全靠主将一个人判断，那是在玩火啊！”
时不凡知道在军事方面，后来的中国已经逐步学习西方的这种数据统计了。几乎每一个军队战斗之后，都会进行战后总结。而战后总结其实也就是一次文字数据上的统计，总结经验之后用来推广全军。而这些数据总结之后，也都有利于进行作战推演。经过一次次的作战之后的总结，有利于那些各种参谋准确的判断自己军队的具体战斗力。所以后来的军队也都是越大越强大，而不管是哪一个指挥官过来指挥，也都不至于出现大的纰漏。
可是在古代这种完全把军队寄托于某一个主将身上的做法，那会造成军队要么大胜，要么大败，风险很大的。而且古代没有作战的数据总结，完全依赖于个人感性的经验，这个东西也不太可靠。
所以后世不管愿不愿意承认，在战争思维方面也都从过去那种感性的思维转变成了类似于西方的科学思维。通过学习西方建立战斗推演，还有各种的数据统计来进行辅助决策，而不是依靠于主将个人经验了。在战役战术层面，这种数据的积累才是体现中低层决策能力的最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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