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妈您说的对,国际上一流的企业赚钱靠的是标准;二流企业赚钱靠的是技术;三流企业赚钱靠的是成本。老爸这个提案写的好!我们这也是给咱们国家其它的企业提个醒。想赚钱就得进入到国际竞争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不然就是给人家当苦力的角色。”
“老爸这时说道:“当初多亏我和你老妈,听了东强你的提醒,才考虑到和人家制定这个标准。当时我还没觉得咋样,觉得反正我们没有啥损失,就稀里糊涂的和人家签定了标准协议。到现在一想起来都感到庆幸,如果不是我们和人家签定了协议,那我们现在每生产一台vcd就得给人家10美元的专利标准费。假如我们没有vcd技术专利,那我们每生产一台vcd的钱,大半都要给人家专利使用费。真是向东强说的那样,什么一流,二流,三流企业。所以我才有感而发,写了这个提案。”
老妈接着说道:“东强你小子上了这么几天学,休闲的怎么样了,是不是又有事干了。我看你到家一下午都和田红在小客厅里商量着什么。有时还兴奋的直拍巴掌。是有啥好事了,让你兴奋成那样。”
呵呵。还是老妈了解我啊!老妈老爸田红给我弄了个老大老大的项目,恐怕我在家只能呆一夜了,明天早上我就坐飞机上北京见些首长,然后来论正这个项目。
老爸老妈都盯着我,同时问道:“是什么大项目啊”!
“呵呵,是红姐从乌克兰买了一架大型运输飞机和设计图纸,我有个想法就是按图纸看能不能把飞机造出来。——”
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我本以为我重生之后,可以改变许多事、许多人。我确实做到了,但不是所有。
当我满怀希望的赶到北京,见到王悍东。想不到他当头就给我泼了一盆冷水,把我所有的热情瞬间降到冰点!
在王悍东家里,他一脸憔悴的对我说:“东强这件事的阻力不是你能想像到的,昨天放下电话,我就到中央首长那去汇报了。首长的态度是支持地,但这里面涉及的问题十分复杂,其实当年运10的下马,里面就有许多事情。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的,运10的研发费用差三千万就下马了,你信吗?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方面可以集中全国的力量搞一个项目。我昨晚了解了一些当年运十的情况。
首先是主管部门航空部从上到下都有人对运10抱着消极、对立的态度。80年代首次试飞之前,该部计划局曾提出“倾向于停止研制”的意见。试飞成功几年后,该部内还有人把运10作为“拔苗助长”的反面经验看待、说研制运10“是一个决策上的错误”,是想“一步登天、结果欲速则不达”。甚至有人说运10是“破铜烂铁,垂死挣扎”。
航空部的这种表现,其实反映了从中央到具体部门相当一部分人的态度。1983年,在上海举行的一次民用飞机研讨会上,就有一位从北京前去出席的同志发言:“现在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运10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所以应当否定”。这典型地表达了对运10采取抵制态度的一个理由——“运10”是“王洪文项目”。还有航空部中某些人士,包括主要负责干部也如此表现,更带有部门利益的因素在内。——708工程是由上海市主持,三机部归口管理的,三机部对此有意见。但是他们是不是想到了,运10研制取得的成果,是全国从中央各部委到许多省、市、自治区,军队和地方大力协同,200多个研究所、工厂共同努力的产物,怎么能说是“四人帮”的“成果”呢?!退一步说,就假定是“四人帮”插手过708工程,但这毕竟是继“两弹一星”之后我国在国防科技方面获得的重大进展,是全国人民吃窝头咸菜、一年十几尺布票“供”出来的!尽管它很幼小,还有很多问题和不完善之处,但它毕竟是我国航空工业继续前进的基础。它体现了我们现有国力和科技水平,也是对外合作的本钱,怎么能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当儿戏,说扔就扔呢?!
其次,中央内部也有抵制运10的空气。当时总理对运10工程是积极的,曾在接见试飞代表时说过热情鼓励的话。但十分遗憾,当运10试飞到北京时,连一个副总理以上的国家领导人,都没有去机场迎接——“不能给四人帮露脸”,“都怕跟四人帮划不清界限”。
还有就是我们的民航部门的消极态度。当时民航局曾表态:不需要干线飞机。1984年12月23日在谷牧同志召开的落实运10进藏试飞的会议上,中国民航局的主要领导同志说:运10一上天,真叫人头疼。民航作为用户,从飞机的可靠性要求出发,对新型国产飞机有不信任感,不愿意买,本属正常。但对自己造的飞机上天抱有如此奇怪的感想,实在令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鉴于内部分歧比较大,有人抱着不赞成的态度,1981年5月,三机部、上海市根据薄一波副总理的要求,邀请了包括樊绪箕、吴仲华、王俊奎等航空专家,以及经济方面、冶金化工方面的专家55位同志,对运10飞机进行实地考察后举行了评审会议。结论是:建议工程不能停,成果不能丢,队伍不能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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