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敢在民国时期混行伍的人跟王振宇所来自的后世军人是不同的。王振宇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和平的时代，当兵是因为足够的政治待遇，比如退伍转业之后包分配什么的。所以在当时的中国，大家是削减了脑袋要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军队中，这点对于农村子弟尤其关键。由于严格的户口管理制度，农民非常不幸的被束缚在土地上靠天吃饭，而要改变这个身份的办法在改革开放以前只有二个，一个是读书，第二个是当兵。
当兵吃香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一个顶点，之后就随着军队的改革走下坡路了。等着士兵无法被提拔军官，军官必须是军校生，士兵不再包分配的制度明确下来后，军人吃香的历史才告结束。不过这并不代表军队不吃香了，相反，这样的改革更像是一场集权制改革，把原本属于全体军人的荣誉和特权向着军队高层乃至更高层集中而已。
王振宇的青年军目前就处在第一个阶段，士兵但可以通过在战斗和日常工作中的表现获得入读军校的资格，还可以在退伍后获得一份不错的工作，那怕你是残疾。乡村警察，安保部队，警察局，厂矿工人都会优先考虑军人。而军官就更加不用发愁了，目前军官都是稀缺的存在，而且一旦真的要转业，各级政府的聘用制公务员和各级厂矿的管理员都会优先雇佣这些军官。这就使得军人们充满了斗志和干劲，而王振宇从来就不指望靠着复兴中华民族的理论去感召谁，因为他相信西方的人性自私理论，他觉得要想让社会健康运转，仅仅靠道德和精神是不够的，还需要制度。吸取了后世教训的他第一点就是在这个制度上实现突破，政府和企业都不搞铁饭碗，军人的二次就业也全面放宽，自主择业。
但是这一点放在中国那绝对是超前了，实际上即使是在21世纪的美帝国主义，他们的军人二次就业都是一个让人头痛的问题。只不过他们的军人由于在职业技能上的培训到位，所以并没有变成废物兵和脑残兵而已。
在这个时代的中国，也就是青年军一家有这么多相关政策和岗位来解决这个问题了。在其他的军队中，这个问题一直是一个大问题，以至于还衍生出了许多其他的新问题。
比如说张宗昌的军队，其本质上就不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军队，没有什么保家卫国的政治思想做指导，也没有严肃自律的军队纪律做保证。能够把这么几十万人聚集到一起的政治指导思想是抢钱抢粮抢地盘，而维系这支军队战斗力的唯一保证就是肆无忌惮的抢劫纵欲。可以说，这样的一支军队和明末的满洲八旗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就是一个武装抢劫集团，天地间的一切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可以随意夺取和破坏的。所以对于张宗昌和他手下的军人们来说，当兵打仗的本质和做土匪是一样的，升官发财玩女人，这也是土匪流氓集团存续的唯一理由和精神动力。你可以鄙视他们的行径，却无法轻视他们时不时迸发出来的惊人威力。
吴佩孚放在这个时代那绝对是名将一般的存在，他手下的直系军队也是英勇善战而且纪律严明，绝对配得上老百姓送的“仁义之师，威武之师”的美誉。可你再牛，碰到张宗昌手下这帮子土匪流氓混蛋兵那也只有吃亏的份。
历史上，即使是号称战无不胜的北伐军到了山东的地面上也是吃了大亏的，最后好不容易靠着白崇禧这个小诸葛来扭转战局了，还让张宗昌这个不要祖宗的东西借着日本人的手狠狠的算计了一把。
那么青年军是否能够对付张宗昌手下这近三十万如狼似虎的直鲁联军呢？说真话，此刻抱着老四王敬武（沈荃被视为老大，并赐名王沈荃）的王振宇也是心中无底的很，孩子们都在争先恐后的看着那只明显受了惊吓躲在一边的东北虎，而王振宇的目光却自觉不自觉的投向了暮气沉沉的北方。
“轰，轰，轰。。。。。”9月11日上午12时，午饭时间，奉军和青年军之间的战斗随着张宗昌手下重炮旅的第一发炮弹出膛，带着尖锐的呼啸声飞向青年军的阵地就正式开始了。上海《申报》、《大公报》的战地记者在这一刻用自己手中的笔如实的记录道：“民国六年九月十一日正午十二时，随着直鲁联军炮击的开始，南北战争就此爆发。。。”
交战双方可不承认这是中国的南北战争，奉军坚持自己是在讨逆，而青年军则宣称自己是在北伐，反正都认为自己是正义的一方就对了。
在离最前沿不到1500米的地方，青年军第1师师长张自忠，参谋长张旭光，政治指导部主任蒋志清三个人表情各异的坐在师指挥部里喝茶。就在刚刚，一枚炮弹落到了离这里不到二百米的地方，十分幸运的是由于隐蔽工作及时到位，没有造成太大的伤亡。但不幸的是，这枚明显是胡乱试射的炮弹不偏不倚正中电话线所在的位置，导致师部对外通讯暂时中断。现在电话兵已经奉命去重新接线了，通讯连的连长几乎是吼着告诉这些年轻的士兵，就算是死，也要把电话线接上。而这些胸怀热血头脑单纯的士兵居然毫不犹豫的就冒着炮击的危险提着电话线圈就冲出去找断口了，幸亏这个地区不是直鲁联军重点轰击目标，电话通讯很快就顺利恢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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