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这场引爆了滔天大乱的变故，就在大海对面的明国悄然出现了。
——大明帝国自弘治朝以来，所有的铜制钱都规定为铜七铅三，铜币当重一钱。万历朝改定为铜六铅四，每枚铜币重一钱二分。但是自从天启朝“众正盈朝”以来，贪得无厌的东林党伪君子把持了南京铸币司，从此以后生产的铜钱就一年不如一年，到天启二年，南京铸造的铜钱已经下降到了铜三铅七，重八分。到天启三年（1623年），南京新出炉的一批铜钱竟然已经是铜一铅九，重量也破天荒地降低到了四分一枚。
这样质量低劣的铜钱，自然在中国民间引发了广泛的抵制风潮，弄得朝廷官员焦头烂额。随后在不知哪个聪明人的指点下，大明朝廷采取了“祸水外引”的计谋——通过各式各样的渠道，把这些质量低劣的破铜钱统统倾销到日本：这是一项极有油水的暴利生意，通常来说，一吊大明的劣等铜钱大约可以在日本换到二两的银子，然后再倒腾成日本盛产的铜锭运回来，这些日本铜就能产出至少五吊的劣等铜钱。即使刨去了航海的费用、日本商人的中转和行贿日本地方官员所需，这换钱的利润最起码还是在百分之百以上。
于是，大明的东林党政府成功甩掉了一个火药桶，各个弹冠相庆，各路承销商也赚得腰包鼓鼓，甚至为了组织货源，开始自行铸造假钱。但日本方面却承受了极为恐怖的损失，很快就发展到了已经不能坐视的程度：日本列岛的铜矿再多，也经不起大明朝廷和各路假钱制造商如此这般没黑没白地造啊！
至此，德川幕府中的一部分有识之士，终于看出了自行铸钱的重要意义，推动幕府从宽永初年开始铸造自己的铜钱“宽永通宝”和金、银币，计划以此来驱逐日本市场上的西班牙银币和大明铜钱。
但问题是，这一意义重大的货币自主化政策，不知为什么居然执行得非常不顺利。虽然德川幕府从一开始知道，有能力进口或伪造铜钱的商人都不会是小家伙，所在开始进行货币兑换前就对各大商家进行了有力的警告。可即使是在最严厉的武力威胁之下，明国的劣钱还是源源不断地涌入日本市场，反倒是幕府投放市场的宽永通宝，很快就都没了影，让幕府的兑换压力一直不能解除，财政损失更是巨大。
无奈之下，德川幕府只好一边继续坚持这种天天亏损的兑换工作，一边开始在国内搜捕可疑份子，希望杜绝劣钱生产和进口的源头，最后终于注意到了长州藩——原来这一切都是毛利家这个日奸搞的鬼！
愤怒的德川幕府立刻对长州藩发出了最严厉警告，但长州藩的毛利家依然置若罔闻，继续从明国弄来大批劣钱，然后转卖到日本内地，从中牟取惊人的暴利——所有人都知道，只要长州藩这个洞不被日本幕府堵住，劣币自然会驱逐良币。幕府的货币改革就变成了给长州藩送钱输血：这样的事情怎么能忍？
就这样，长州和幕府之间的关系很快变得剑拔弩张，以前幕府规定各藩的藩主每两年就要去江户一趟当人质，住上几个月甚至一年，但那一年的毛利秀就（长州藩第一代藩主，关原合战西军总大将毛利辉元的儿子）非但没有来江户报道，还在长州边境大型土木，修筑了一系列炮台和堡垒，明显有起兵作乱之意。
于是，为了维护幕府的威信，也为了获得自己的武功，年少气盛的德川家光于宽永三年（1627年）二月毅然颁布了“征长令”，一口气动员了约六万幕府军，又号令其余诸侯出兵助战，向长州藩发起西征。
然后，德川幕府的噩梦终于开始了：
长州藩在大明军官指导下建设的边境堡垒，十分有效地拖住从几个方向来的幕府和日本诸侯大军。面对无休止的猛烈炮击和仿佛坚不可摧的棱堡，以弓箭、竹枪和武士刀为主要装备的幕府军主力经过一个月的苦战，仍然止步于长州藩边境，对那些奇怪的堡垒一筹莫展，只能寄希望于靠长期围困将其攻陷。
而与此同时，毛利家的精锐新军和明国援军，却作为机动部队，依靠海路不断袭击日本西南各藩，通过武力和炮弹“劝说”它们退出幕府军阵营……在成功击败了这些原本就战斗意志不坚的“外样”大名之后，旗开得胜的毛利家随即集中全部主力，在四月初八与德川家光亲自率领的幕府军展开决战。
然后，德川家光品尝到了有生以来第一次失败的滋味。
——长州军方面是以三千近代军队为核心、近万名因为保家卫国而士气高昂的本地农民；幕府军方面则是五万多关东来的农民、还有数千穿着盔甲的“剑术大师”，并且他们已经顿兵坚城之下两个月了。如此对比之下，战斗的结果自然不言而喻，在野战炮的轰击下，德川幕府的大军迅速崩溃。虽然面对着铺天盖地的炮火，一部分旗本武士还在继续冲锋，企图跟敌人展开肉搏战，以抵消长州军的远程火力优势。但当长州新军和明朝援军使用了恐怖的链弹和霰弹后，幕府旗本也开始溃逃了，最后纷纷被火铳打成了漏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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