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折腾到崇祯三年秋，船坚炮利的琼州“髡贼”继横扫珠江、炮打广州，逼迫广州官府签订城下之盟以后，又在福宁军的协助之下，旋即乘胜继续奇袭厦门、泉州，一口气大破盘踞闽南的郑家兵马，斩杀郑芝龙全家。接下来，黄石率领福宁军佯装从霞浦南下救援，实则是为了绞杀郑军残部，企图独霸福建。
眼看着自己辛苦豢养的这些彪悍海盗，居然一夜覆灭，气急败坏的熊文灿顿时好了伤疤忘了痛，再次带上抚标卫队出来找黄石的麻烦，结果却是再次一败涂地，第二次沦为俘虏……面对黄石的无敌强兵和郑家舰队已然覆灭的现实，丢光了筹码的熊文灿最终被迫低头，跟黄石达成妥协，联手糊弄朝廷——黄石因“战功”晋升福建总兵，熊文灿搬家改任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到岭南去收拾髡贼入侵之后的烂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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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前来接替熊文灿的新任福建巡抚邹维琏，终于走马上任的时候，整个福建的局势已经败坏得不可收拾——闽南的泉州、安平、厦门等富饶商港，全都变成了福宁军的禁脔。闽南的地方官府则被髡贼的“工作队”完全架空，衙役小吏不是投了髡贼，就是被强制遣散甚至逮捕下狱，不合作的县官甚至会“被病亡”！福建水师和闽南的地方卫所，也都被髡贼收编，除了还披着一张大明的皮之外，早已宛如异国了。
而在省府福州所在的闽北，福宁军也留下了霞浦的老营这么一颗大钉子，时刻监视着省府福州的一举一动，警告福州城内的巡抚衙门不准乱说乱动，也让邹维琏食不甘味、睡难安寝……
身为一位传统的文官士大夫，邹维琏当然不能容忍这些下贱武夫倒行逆施，凌驾于清贵文人之上作威作福，问题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福建省内的其它官军，之前早已被福宁军彻底打垮、遣散或收编，等到他上任的时候，巡抚衙门手里已经是既无兵也无财，只能控制着以福州为中心的巴掌大一块地方——最富饶的闽南自然是成了黄石的地盘，至于闽西的广大内陆山区么，更是“不服王化”已久了……
——史家研究明末农民大起义的时候，往往只会把目光放在西北山陕的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人身上，却不知在号称相对富庶的东南各省，在明末崇祯年间，同样也是民怨四起，起义不断，战火频频：虽然不像北方那样，动辄就是几十万人的武装大游行，但几千人、几万人围攻县城的事情，还是屡见不鲜。
早在崇祯元年四月十一日，一支南赣起义军就率众攻破安远县城，劫库放囚，宣布开朝立国（很多农民军就喜欢这样过家家玩立国）。在被江西官军击溃之后，余部又窜入福建，当即就掀起了一片燎原大火。
当时的福建虽然没有遭到非常严重的天灾，但却被朝廷的苛捐杂税、尤其是新增的“辽饷”、“剿饷”给硬是逼得民不聊生——事实上，以明末的工商业大繁荣景象，这么一点捐税不过是九牛一毛，但问题是，朝廷收税完全着落在农户身上，搜刮他们的粮食银子，还要驱使他们去做劳役，一切的苦难都要落在他们身上。而和拼命压榨农民相反，朝廷却基本不收商税。结果就是有钱的绅商不交税，缴税的农户没有钱。而且以明末官场之腐败，朝廷定下一两银子的税额，层层加码下来，到最后就会变成十两银子的实收，这样的压榨，本就处境艰难的农户们怎么可能顶过去？偏偏福建的土地贫瘠，一亩水田出产的稻子也不过能卖出一两多的银子而已，可官府的捐税却要收到每亩二两甚至五两白银之多！还没算给地主的租子！
如此一来，整个福建的农民都没了活路，纷纷弃田逃亡。在闽南、闽北的沿海地区，老百姓还可以靠打鱼、煮盐来勉强维持生计，或者投靠福宁军当军户来过日子——敢到福宁军地盘上乱伸手的官差都被砍了。实在不行的话，出海闯南洋或者投奔各路“海主”，以及远在琼州的“澳洲髡贼”，也不失为一条活路。
可是在闽西的内陆山区，百姓除了耕作之外，没有那么多其它的出路，又与少数民族杂居，民风一向彪悍，以尚武为先，什么事讲究是个刀棍上见真章，拳头大的说话就管用，平时土家人客家人之间的群殴争斗就是接连不断。面对如此不给活路的苛刻盘剥，闽西山民索性相继揭竿而起，联合赣南、粤北的各路好汉，还有畲族的山寨土司，纵横于巍峨群山之间，反复袭击缙绅庄园和官府税卡。当赣南起义军退入福建之后，更是彻底引爆了这个火药桶，大半个福建都在层出不穷的抗税暴动之中，陷入了全面混乱之中。
——没办法，明朝就是这么一个自己把自己玩死的作死王朝，整个国家所有的负担都压在农户身上，养官养兵的一切耗费，从朝廷到地方官吏的私人好处也要从农户头上压榨，如此一层层压下来，百姓不堪重负，纷纷破产，他们的土地被不交税的士绅豪强吞并，能交税的人越来越少，还没有破产的农户就要负担越来越重的税赋徭役。这么恶性循环下去，一边是国家无税可收，财政破产，一边是农户揭竿而起，烽火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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