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第四个单手举着大托盘的仆人过来，朝他的盘子里放上一碗黄色的鸡肉咖喱；
然后第五个单手举着大托盘的仆人过来，放上一个草编的小篮子，里面是迷你尺寸的印度抛饼；
然后第六个单手举着大托盘的仆人过来，应他的特别要求，放上刀叉（印度人一般直接用手吃饭）。
最后是第七个单手举着大托盘的仆人过来，放上一只白色瓷碟，里面是一只滋滋流油的滚烫煎蛋。
等到所有食物上完之后，八名仆人回到门口，整齐地站成一排，向王秋鞠躬致意。如果王秋没有示意他们下去的话，他们就会毕恭毕敬地围观到王秋吃完为止，并且随时准备满足王秋的任何吩咐。
整个过程之中，八个仆人围着王秋一个人转，而且每个人都是那么的彬彬有礼，每个动作都是那么的一丝不苟、有板有眼，所有的刀叉餐具也都擦得锃亮……简直是王公贵族一般的排场。
当然，既然是王公贵族一般的排场，自然也要开出王公贵族一般的价码——王秋在这个豪华套房里每住一天就要支付五万卢比，相当于五千人民币……在中产白领平均月薪也不过两万卢比的印度，这个价位的奢侈享受，已经足以让绝大多数人为止仰望了。不过王秋倒是不必在意这点小钱，反正都能报销。
然而，尽管这里的享受和装潢宛如宫殿，但只要转身一拉开窗帘，就能看见一排黑黢黢的低矮平房蔓延到天际——跟很多贫富悬殊的发展中国家一样，这座位于佛门圣地的豪华酒店，也是一样的内外两重天，里面是金碧辉煌的吊灯、地毯和高档家具，还有中央空调二十四小时提供的冷气，恭谦伶俐的门童随时等待着为你提行李按电梯，但外面一出门就是臭气熏天的泥巴路，以及成群结队的肮脏流浪汉。
此外，这座高档酒店还有更多的印度特色，给王秋印象最深的就是服务人员多得惊人，服务生、佣人、门童之类的数量，至少是中国同等级酒店的两三倍。但与此同时，这些家伙也是“懒”得惊人：很多在中国只要一个员工可以搞定的小事，比如端茶送水擦桌子之类，在印度的酒店却非得要三到五个人一起开工不可！他们会一个只负责端茶，一个只负责倒水，一个只擦桌子，还要算上旁边一个发号施令的小领班！
其分工之刻板和琐碎，足以让在这方面闻名世界的日本人自愧不如——在他们的观念里，很多工作似乎是不能僭越的：你是煎鸡蛋的，你就不能负责递东西，哪怕你再闲而递东西的人再忙，你也不会去随手把手里用脏的锅递给洗碗工。所以印度人常常做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也要动员一大堆人，而且一定其中有要一个是像领班那样发令起头的，否则大家就不知该如何是好了。其中最夸张的例子就是，当王秋想要向国内发传真的时候，居然必须由由堂里一个领班代收，再传给一个助理，助理再传给去发传真的门童。哪怕那个门童就站在王秋边上，他也不会收王秋的传真原件，而是把领班叫过来，重复一遍上述过程！
最开始的时候，王秋还以为这是某种为了保障就业而搞出来的笨办法，就像前苏联晚期国企那种“你们假装已经发了工资（配给制下的卢布什么都买不到），我们假装干过活了”的情况一样，只是感觉很囧而已。但接下来，在跟钱德拉.舒克拉先生闲谈聊到这事的时候，他才得知，印度的高级酒店之所以需要那么多的服务人员，并不是因为老板要装逼浪费钱多雇人，而是因为一个别处没有的隐晦概念：种姓！
在印度，所有的佣人都要根据其姓氏，非常严格地区分“工种”，不能乱了规矩。比方说，在印度的富人宅邸和专门招待富人的高级酒店，一般都雇佣最上等的婆罗门种姓厨师，因为富人自己往往也是婆罗门或刹帝利高种姓，只能吃由婆罗门做的食物。但是婆罗门厨师也是高贵之人，可以做饭，但要他干端菜之类伺候人的“低贱”活儿就不行了，所以得要用低种姓的人当服务生。可即使是低种姓的印度人，一般也不愿意干打扫厕所之类更加低贱的活儿，所以还得找贱民来干这事。由于每个工种都得找专门的人来干，不能随时互换，也不能让员工一人身兼多职，或者在必要时顶班，结果就导致了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这还算轻的，在古代的时候，印度的佣人分工更细，甚至包括专门的管家、遛狗的、打猎时负责吆喝轰赶猎物的、熨衣服的、倒马桶的、抬轿子的、负责背肥胖主人上楼梯的、给主人洗脚的、管理花园的、给主人赶蚊子的、负责喂养宠物的等等，而且每个“工种”都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可谓门类齐全。更要命的是，这个工种的名称往往也是首陀罗或吠舍的姓氏，也就说是每个工种都是世袭的，互相不能干涉。富人如果想要自己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人伺候，并且严格符合“规矩”的话，就必须雇上极为夸张的一大帮人。结果有个特别讲究的印度婆罗门富豪，甚至搞出了需要六百个仆人伺候他们一家六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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