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二三年，大观斋从东晓市买来一块墨，才花三元钱，仔细看是块明代吴公度制作的墨，好墨要配好的盒子，又花二十多块钱配个雕漆盒，总共不到三十块钱的成本。
古墨的盒子刚配好，式古斋经理孙秋飄来大观斋闲坐，问赵佩斋：“四大爷！您买到什么好货啦？”赵佩斋拿出这块墨给他看。孙秋飄一看是块明代著名制墨人吴公度作的墨，随便问了问价钱。赵佩斋没加思索顺口说出六十块钱。”
孙秋驱心里想，乾隆时的好墨也值二百来块钱，吴公度明墨，他才要六十块钱，太便宜了。嘴里说：“咱们卖古玩的没有一口价咬死的，您再说个价，少多少钱不卖？”赵佩斋一皱眉头，感到要价少了，又不能反口，就一口咬定六十块，少了不卖。孙秋驵买下转手卖出三百六十元钱，赚了三百元钱。那时三百元钱能买一百五十袋“洋白面”（每袋22公斤），式古斋的一年“嚼谷”出来了。
范岐周讲完这段“漏货”的往事时说：“我们掌柜的用这事儿教育我们：‘说话要算数，明知吃亏，说话也不能来回拉抽屉。不然，以后人家无法跟我们做生意;说话要慎重，想好了再说。’谨言慎行，言而有信是我一生的信条，受益匪浅！”
作者问：“一万现洋是怎么回事？”
“九一八事变”时，赵佩斋七八十岁了，他的徒弟萧书农、李茂亭、李惠民、陈中孚、张云岩、范岐周都离开大观斋，有的开古玩铺，有的夹包做古玩生意去了.剩下二师兄何骥良独当一面，支撑着大观斋的门面。可是，何骥良染上吸毒嗜好，卖货钱不交柜。外边传出，大观斋赔本了，都让何骥良抽白面抽进去了！
东家文索的后代人找赵佩斋说：“大观斋这家买卖归您算了，白给您也行。可别再让我们往里搭钱，赔钱找东家，我们可没钱赔了。”
赵佩斋说：“岂有白给我的道理。光绪二十四年，你爹给我九千两银子；光绪二十七年又给了我三百两安家费。我经营了三十多年，每年赚钱都按股分给东家了。而今你要将买卖归我，我给你一万现洋，抵那九千三百两银子。三天后，你到我这里来取钱。”
徒弟们一听掌柜的说这话，认为他老糊涂了，大观斋哪里有这么多现钱，银行里从不存款。三天后从什么地方弄钱去？
三天后，大观斋客房的条案上摆满了现洋，整整一万元，一个不少！这钱从何而来？
原来，赵佩斋将大观斋每年赚的钱，年年按“东六伙四”分给东家赢利的百分之六十，剩下的除给徒弟工钱和日常开支外，统统换成银元，五十元一卷，用纸包好，放在坛子里，埋藏在地下。赵佩斋不相信钞票，不信任银行，有钱就这样存放。三十多年过后，他积攒了一万二千块现大洋，给了东家一万，还剩两千。
民国十四年赵佩斋去世了，他儿子跟何骥良一样也吸毒，老人留下的两千元很快花光了，又将大观斋的全部货底倒给了玉器行的林复贤。林复贤先后请来大观斋的门徒张云岩、王金声帮他经营，到了民国三十二年，大观斋这家老字号，在琉璃厂消失！
大观斋的第三代门人孙会元师兄，八十多岁了，今天仍担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常委，继续在北京海关坚守岗位，不让中国有价值文物流落异国他乡。孙会元己是海内外闻名的陶瓷鉴定家，谦虚谨慎地工作着。
古字画中有摹仿之作，摹仿之作品有的难于鉴别，仿的比真的还好，只是摹仿者非名人也，而往昔特别讲究“名人字画”，今亦如此也。君不见一些碑文题字、匾额书写均请名望高、权势大的人，而其书法如何？则有目共睹矣！但能留传下来，人所共赏者，乃真正的书法艺术，非名声权势所能及也。唐太宗李世民酷爱书法，崇拜王羲之，学王羲之的笔法，后自成一家。但书法之圣乃王羲之，皇帝李世民之书法的艺术价值不低，但终不如王羲之高也。
韩懿轩听了秀才的指点，要专门摹仿名家，摹仿谁呢？当时名气大、书法好的唯有翁状元——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了。他的书法出众，又不断来琉璃厂，翁夫子的墨宝，古董商求之可得。韩懿轩从古董商手中借来翁同龢墨迹，先是照虎画猫，形像而神不像，毫无虎威。
他潜心揣摩，溯本求源，方知翁同龢书法乃集欧苏颜柳之大成，端庄而严硕，只学形似，则乱不了真。故而他临碑临帖下了工夫，特别是临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日尚未出，他则出门买卖古旧纸，日落孤灯一盏，临摹碑帖，数年不綴。工夫不负有心人，摹仿翁同龢的字迹，真仿难辨矣。他还研究制作翁同龢之印章，自己动手刻制，也达到毫丝不错。
光绪二十年前后，韩懿轩写幅中堂，仿翁同龢字体抄录刘禹锡《陋室铭》拿给荣宝斋经理庄虎臣看。庄虎臣误认为是韩懿轩买古旧废纸中夹带出来的翁夫子墨宝，收下后进行了装裱。
翁同龢有逛琉璃厂的雅兴，有一次下朝后来到琉璃厂，先到清秘阁换下朝服，穿上便装，来到荣宝斋，荣宝斋经理庄虎臣侍候。翁夫子观赏近代书画家之作品，见有他书写的一幅中堂，便仔细看了看，又想了想：我没抄录过刘禹锡《陋室铭》，可是字却像是我写的，印章也不错，沉思良久，一语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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