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九三七年，民国二十六八月九日，“虹桥机场事件”让在上海的中日军队已经了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地步。
如果说随后发生的凇沪会战一次大爆炸，那么，“虹桥机场事件”就是引起这场爆炸的导火索。
为了防备日军从上海发动进攻，蒋介石加强了淞沪一带的国防建设和武装力量。８月初，钟松的第２师补充旅划归张治中指挥。
张治中向蒋介石建议派遣该旅一部化装成保安队员进驻虹桥机场，以防止日军夺取这一重地，作为支援其海军陆战队进攻闸北的支撑点。该建议得到蒋介石的同意。
随后，张治中即令钟松旅一个团化装成保安队进驻虹桥和龙华机场，其中一个精锐营乘夜经火车输送至上海，换上保安队服装，经小路到达虹桥机场。
之所以要秘密开进，是因为１９３２年的《淞沪协定》规定中国军队只能驻在昆山、苏州一带，上海市区只有吉章简的两个保安团、警察局的警察、虹桥机场的守备连。
为了使这一行动不打草惊蛇，旅长钟松特地换上便装，和上海警备司令部参谋处处长朱侠、保安总队队长吉章简一起亲自布置。
而在另一方面，由警备司令部出面，以北方局势紧张为由，与上海日本领事馆协商，规定日方官兵经过华界时，必须事先通知中方。
然而进入驻虹桥机场的中国军人虽然行动隐秘谨慎，但还是被嗅觉灵敏的日本人发现，并且前来侦察。
日本人大概知道有中国正规军到达上海的消息。８月９日，派了一个军曹，名叫大山勇夫到虹桥机场，要进机场大门，守门的就是化装成保安部队的步兵旅士兵。
这些士兵平时恨透了日本人，一见日本军人横冲直闯，不听制止就坚决自卫，直接开枪打死了那个军曹。
显然，新驻虹桥机场的中国正规军与原保安队士兵不同，他们胸怀爱国热情和对日军的满腔仇恨，没有对付 日本侦察兵的临场经验，又缺乏克制隐忍教育，他们用子弹代替拳头来教训日军也在情理之中。
机场守备部队在打死日本人后，发现日方没有后继兵力，赶忙打电话报告警备司令部，参谋处处长朱侠立即驱车前往处理。
由于蒋介石曾明令要避免与日军发生小规模冲突，上海市府和警备司令部此时必须想方设法周全应付。后来把一个死囚犯穿上保安部队服装，打死在虹桥机场大门口，说是日本军曹要强进机场大门时，先把我卫兵打死，以便与日本人交涉。
１１日下午４时，经共同调查后，上海市政府、淞沪警备司令部、日本领事馆、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４方在市府开会谈判。
由于觉察中国方面被打死的保安队队员有替身的嫌疑，日本驻上海领事冈本季正态度强硬的要求中国方面“撤退各街道上一切……”。
市府翻译不大懂军事术语，译为“防守部队”，而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精通日语及军事的警备司令部副官陈毅则译为“防御工事”。
这一句关系重大，陈毅不敢坚持，最后只好以市府翻译的为准，向南京上报。
会后，中国方面一边将沙袋和铁丝网撤除，离日侨较近的保安队步哨也于虹桥机场事件当晚稍稍后撤，一边进行应战准备。
南京政府接到报告，感到日方要求无法接受。
而日本驻上海第二舰队司令长谷川清在１０日确认大山两人被打死后，即命在日本佐世保待机的海军部队赶往上海，并于次日到达。
１１日南京政府听闻日军第二舰队来沪，加上谈判无果，为防患于未然，保卫淞沪重地，策应华北战场、争取战争主动权，决心围攻上海日军，主动开辟华东抗日第二战场。
“虹桥机场事件”发生后，日军迅速做出反应。
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即命令日本本土的第八战队、第一水雷战队、第一航空队、佐世保镇守府第一特别陆战队、吴港镇守府第二特别陆战队等部进入戒备状态，随时待命出发。
次日上述部队登船前往上海，并于８月１１日晚到达上海，使日军在上海的海军陆战队总兵力达到５０００人，在黄浦江上的军舰达３１艘，还有９艘军舰停泊在吴淞口外海。
在这样战争无法避免的情况下《上海围攻计划》制定完毕。
８月１１日２１时，蒋介石命令张治中指挥各部今向预定攻击出发阵地推进，准备对淞沪地区的日军展开围攻。根据这一命令，张治中立即向各部下达进军上海的命令。
根据这一命令，第六军之１１１师一部进入吴淞，其主力进驻上海市中心区域，９８师迅速挺进上海，负责东起宝山西至刘海沙的江防。
接到命令的当天晚上，早已整装待发的１１１师各部，迅速在３００辆汽车，和两列火车的运送下赶赴上海。
此次行动组织有序，行动迅捷，８月１２日１１１师各部即抵达上海，进驻吴淞和江湾一带。
装备德制１５０毫米重炮的炮兵第１０团第１营，亦配合１１１师行动。
当上海市民忽然看见这支装备精良的部队出现在上海，尤其是士兵们携带大量的冲锋枪、机关枪等武器，开始知道政府已经彻底抛弃了当年的淞沪停战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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