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归化城情报站
制定一个制度其实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去贯彻它。
北宋大改革家王安石，为了改革宋王朝积弊，提出了保甲法、青苗法、募役法等等。保甲法是一个地方组织法，目的就是把基层政权延伸到县级以下地方。这个政策，后世很多当权者都用过，尤其是蒋介石在与边区毗邻的各县实行了保甲制度，对控制百姓而言很有效。青苗法，很有点后世信贷的意思。募役法，则是一个很有商品经济理念的政策。
可惜了，王安石的变法，出现了很多强行让百姓借贷青苗的现象，更有贪污腐败等事发生。后世史家称王安石“用人不当”。其实朱有见对此并不完全认同。王安石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与其说是用人不当，不如说是对官僚体系太过于信任了。
首先，拿青苗法而言，确实是个好法，只是这个青苗法的实施主体不应该是官府。因为在任何社会，借与贷都应该是市场行为。而官府与百姓，是管理与被管理的隶属关系。正是因为其主体错乱，所以才出现很多强行让百姓借贷青苗的事情发生。
其次，当时的官府体系中根本就没有充分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制约体系。有人说了，谁说古代没有监督制约？起码就有一个“御史台”（明朝改称都察院）。可惜，御史台的御史，并非来自百姓。不说大多数御史对百姓疾苦根本没有体会，没有任何感同深受，就算有几个有良知的御史敢于说真话，面对当时的体制问题而言也是杯水车薪，无能为力的。因为很多时候，他可以说真话，但说完之后，官职还能否保得住？生命还能否保得住？这都是问题。另外，一个御史说了真话，能否得到其所代言的人了解与支持呢？不知道。
王安石变法，得罪了当时的既得利益集团。但在变法执行得好的地方，获益的老百姓，知道是谁为他们谋的福利吗？当保守地主阶级向变法者进攻的时候，那些受益者有人可站出来说话过？没有。因为他们没有政治发言权。
朱有见在进行改革时，怎么改，随着他穿越来大明时日渐长，方向大体已经有眉目了。但朱有见有两条根本原则是其所时时不敢忘的。这两条原则是：一、厉行监督制约，二、让改革受益者变成改革支持者。
朱有见提出建立枢密院之后，经过廷推，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似乎成了枢密院最好的情报机关首长人选。而且骆养性根据朱有见后世阅读到的资料，这个骆养性似乎没有什么大恶。但是朱有见没有就这样把枢密院长之位给了他——朱有见担心他一手遮天，把枢密院搞成第二个锦衣卫，那就不好了——而是任命其为情报部部长。副部长与四个局的局长副局长都是他给提名的，结果当然就全是原来锦衣卫的班底。朱有见表示表示没有什么，反正上面有管情报分析的情报部，后面还有管监督的督察部。而枢密院院长之位，最后给了朱有见比较信赖的孙承宗。毕竟这个人比较一心为公，几乎没有什么劣迹。而且比较有能力。朱有见直接让他兼任了参谋部部长，主管情报分析与战略制定。
经过廷推，朱有见注意到有一位叫作戴珣的县令被推荐上来了。推荐他的是一位都察院都御史，称戴珣此人刚正不阿，因得罪权贵而被罢官赋闲在家。朱有见决定任命其为督察部部长。
关于组织架构，在孙承宗、王在晋负责起草章程过程中提出的建议，朱有见经过思考，鉴于蒙古林丹汗已经被洪太极打败，退至归化城，蜷缩一隅，蒙古各部先后归顺了后金，决定军情一局改为负责国内情报事务，军情二局负责整个蒙古与女真地区。其中军情一局还负责向各级军队派遣情报委员。
关于督察部，初步决定下设调查局（对外只称枢密院调查局），执法局（对外称枢密院执法局）与条法局。其中调查局负责对任何案件进行独立调查，执法局则负责对各级军事单位派出执法委员，而条法局，负责根据需要完善军事法规。
关于后勤部，其在情报体系内的职责主要是利用皇家资金进行投资以及自行开办各种商行，这些经济活动不但可以解决情报机构的资金问题，还能够为情报人员提供身份掩护。
在地方，军情部的分支机构都以情报站的形式存在，而且是非公开的存在。督察部在各级情报站中委派的执法委员，也一样不公开。而督察部调查局在各地设立分支机构，则是公开的，便于公众公开进行投诉、举报、通报消息甚至接受敌方人员的投诚等。另外，枢密院在各级军事单位委派的情报委员与执法委员，是公开的。这些是控制整个大明所有军事力量的手段。
中国历史上，只是在明朝，才广泛实行了全面的分权与制衡制度。比如在明朝实行的监军制度。可惜这个制度用用于监军的是没有什么文化知识反而心理有些扭曲的太监，造成的结果是监军不懂军事，反而胡乱干预军事指挥。朱有见根据后世参考后世的军事体系，决定建立军法官体系与军情官体系。军法体系的职能是监督、执法与教化，目的就是依法治军，防止出现武装力量军阀化。而军情官体系设立的目的在于情报真的很重要。朱有见还打算让向各级军事单位派遣后勤委员。后勤委员负责军饷的发放，各级军事指挥官不得再直接经手钱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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