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朱有见的反应就让汤若望感觉到了异样。果不其然，第二天，宫内就派人传旨：速召汤若望、邓玉函两位神父及松江士子陈子龙入宫觐见。
当汤若望、邓玉函、陈子龙三人在太监的带领下，穿过重重宫禁，来到御书房，依照进宫前被教导的礼仪，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礼之后，垂首视地的三人听到了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两位师父平身，陈兄平身。尔等抬头看看，可认得朕否？”
还是陈子龙熟悉明朝的礼仪，说道：“草民等惶恐无地，不敢冒犯天颜。”朱有见照例称：“无妨。”
汤若望抬眼望去，大惊之下，说道：“你，你，不是昨天的那位朱公子吗？！”朱有见哈哈大笑。
朱有见与汤若望、陈子龙等相谈甚欢。朱有见对天主教的了解及其对西方的友好态度，令汤若望十分惊喜，令陈子龙自惭。当陈子龙说出自己表示羞愧之语时，朱有见也只是笑着说了句“哪里哪里”。朱有见心想，我了解西方，是因为我是后世穿越过来的。你这位“陈子昂的兄弟”，则是货真价实的西学先驱。作为徐光启的学生，是陈子龙在徐死后，整理出版了徐光启的《农政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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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基督教首次传入中国，是唐朝时期。那时传入的，现在称之为“景教”，就是基督教聂斯脱里派（Nestorians）。这个教派，在中国长期被当成佛教的一个流派。最终发现其与基督教有关，是明朝末年在陕西发现了“大秦景教流传中国碑”之后。景教在中国，过于模仿佛教，结果在唐武宗灭佛时，景教也遭横祸。基督教的第二次传入中国，是在元朝。不过随着元朝的灭亡，也销声匿迹了。
基督教第三次传入中国，是在西方人开始地理大发现与大航海时代之后的事了。此时的欧洲出现了宗教改革运动。1517年10月31日，德国维登堡大学神学教授马丁·路德发表《九十五条论纲》，抨击罗马教廷出售赎罪券，矛头直指罗马教皇，拉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天主教会为了谋求自己的生存，也相应地采取了一些自我革新的措施，其中耶稣会成立及其努力向东方传教就是这些措施之一。为了实现“在欧洲所失、在海外夺回”的传教宏愿，耶稣会创始人之一方济各•沙勿略率先冒险来东方传教。
「沙勿略」
沙勿略是第一个将天主教传播到亚洲的马六甲和日本的。在日本，沙勿略开始认识到日本的文化深受中国的影响。而中国则是一个物产丰富，文明昌盛的国度。因此沙勿略萌生了到中国传播福音的想法。1551年（嘉靖三十年）西班牙人方济各·沙勿略从日本到中国广东，但因为明朝的海禁而无法入内地传教。沙勿略乘葡萄牙商船于1551年和1552年先后两次到过上川岛，第二次于1552年8月到达上川岛后执意留住岛上，以便能寻找到入中国内地传教的机遇。但没能进入内地就在岛上病逝了，可谓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汤若望等泪满襟。
1553年之后，葡萄牙人被允许在澳门暂时停留和居住。此后葡萄牙耶稣会士公匝勒等在澳门建堂传教。澳门第一座教堂圣安东尼奥小教堂于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建立。1576年6月23日（隆庆十年）正式成立澳门教区，此间天主教徒在澳门已达到五、六千人之多。
「范礼安」
范礼安是继沙勿略之后，又一位对天主教在中国传播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他于1566年加入耶稣会。1573年被任命为耶稣会远东“巡阅使”视察澳门教会。当时澳门的一些耶稣会传教士要求他们的中国信徒一律要学葡萄牙语，取葡萄牙名字，生活方式也葡萄牙化。范礼安认为，这种方式不符合传播宗教的原则。他认为应该是传教士中国化，而不是中国人葡萄牙化，才有利于天主教的发展。于是他要求传教士们学习中国语言，采用中国风俗。
「罗明坚」
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等人最早入内地传教，但成果有限。罗明坚于1579年7月20日（万历七年）左右到达澳门，刚到澳门时，他遵循范礼安的进入中国的天主教神父“应该学习中国话及中文”的要求，开始学习汉语、了解中国的风俗习惯。罗明坚是一位很有毅力并有极高天赋的传教士，到达澳门后两年四个月，便能认识一万五千个汉字，可以初步阅读中国的书籍，三年多后，便开始用汉语来写作了。
1583年（万历十一年），罗明坚先后同利玛窦等三次进入广州，最终于1583年9月10日进入肇庆，居住在肇庆天宁寺，开始传教，并着手建立在中国内地的第一个传教根据地。罗神父在广州会把天主十诫译成中文，向中国人宣讲，取名《祖传天主十诫》。（“祖传”，哈哈哈哈）
1586年11月（万历十四年）时，他已对中国文化有了较深入的了解，自称“我们已被视为中国人了”。1588年罗明坚为请罗马教宗“正式遣使于北京”，返回欧洲。罗明坚在1589年抵达里斯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但是当他到达罗马时，正好赶上教皇“升天”，在这之后又连续有三位教皇“升天”，这样一来，教皇四易其人，请求派代表团出使中国的这一使命未能完成。罗明坚于1607年在欧洲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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