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莫弄清楚了猎装女子的心态后，尽管还有无数道目光扫射过来，然后带着某种深意迅速挪开，但杨一的感觉却正常了许多，环视一圈后，他干脆落落大方地接受了对方的邀请，跟着一脸欣然的女子漫步离开。
第二天，在古堡客房柔软的天鹅绒床上醒过来，还没有来得及享受一下丹枫小镇的柔和阳光，杨一就被爱德华拉了起来，说是必须要洗漱打理了。
“为什么，让我看看时间……才7点半而已，你知道，倒时差对于我来说，是一项不算容易的任务，虽然我的确醒过来了，但是还请理解一下我的心理疲倦。”少年对爱德华过于兴奋的状态表示不解。
可这个金发碧眼的男人，一点儿都不给杨一辩解的机会，而是大声告诉他：“龚古尔学院的终生名誉院士和现任评选委员会主席来带城堡了，我必须要带你去见一下他们，相信我，这绝对不会是浪费时间的行为，和他们见过一面你就会明白，我为什么这么肯定。在这个奖项越来越受到质疑的今天，这两位先生可是公正的代名词，正式因为他们的存在，龚古尔奖才没有成为一个文学界的笑话，所以你一定要去！”
爱德华所说的，龚古尔奖成为一个笑话，杨一早在把目标锁定为《坚韧的石头》一书时，就已经有所了解。
虽然这个文学大奖，在法兰西五花八门的文学奖项中，是最著名、也最具权威性的，而且也是除诺贝尔文学奖之外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最有声望的几个文学奖之一，但自1903年龚古尔文学奖第一次颁发以来至今的百年历程中，评委们也经常有看走眼的时候，致使一些本来应该实至名归的作品落榜，致使许多获奖作品难副盛名。
例如1932年的龚古尔奖颁给了居伊.玛兹里纳的《狼》而没有给塞利纳的《茫茫黑夜漫游》，1936年颁给了马克桑斯.范.德.梅尔什而没有给阿拉贡的《好街区》，至于雷翁.弗拉皮埃的《幼儿园》（1904）或艾尔内斯特.佩罗雄的《奈纳》（1920）恐怕只有到旧书摊上去淘了。
龚古尔兄弟在创立龚古尔文学院时，是为了挑战死气沉沉的法兰西文学院对文学荣誉的垄断地位，发现新人，鼓励创新。可是，与龚古尔兄弟的愿望相反，龚古尔奖的百年历史并非总是以奖励创新而著称，马塞尔.埃美、塞利纳、阿拉贡、布托尔、佩莱克等一批极具个性、极富创新意识的作家都被认为过于怪异而与奖项无缘。另一个矛盾现象是，在法兰西诺贝尔奖的众多得主中，如莫里亚克、加缪、萨特、克洛德.西蒙等，竟然没有一位先前曾获得过龚古尔奖。莱蒙.格诺也从未获得过龚古尔奖，然而他的离经叛道的文学试验却获得批评界的交口好评。虽说文学作品质量的评价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作为法兰西声望最高的文学奖项却将本国最优秀的一批作家和作品遗漏在外，这不能说是一个不小的遗憾。
而到了八十年代以后，龚古尔文学奖颇受质疑和诟病的不再是获奖作品的质量，而是它的评选机制了。在法兰西，如果问一个对文坛稍有了解的人对文学奖的看法，他轻则用“猫腻”、重则用“黑幕”来评价文学奖的评选，读者对与某些大出版社保持密切关系的评委会的选择持有疑问。可以说，评委会和读者之间出现了信任危机，每年在颁奖季节，报纸的专栏里也充斥着各种关于几大出版社影响、操纵，甚至瓜分各大奖项的传闻，并且最为遗憾的是，这些传闻远非谣传。
如果稍微分析一下评委会的人员构成就会发现，出版社的文学主编或编辑占了相当比例，其中虽有许多作家评委，但作家与出版社又难以摆脱利益共同体的嫌疑。更为严重的是，这些评委都是固定的，甚至可以说是终身制的。如此“铁打的营盘”难免不会引来某些出版社或个人的“活动”、“表示”或“投资”。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一旦接受了“友好的表示”，又怎能不有所回报、将手中的票投向曾向他“表示”过的出版社呢？如果分析一下近些年来的获奖作品，就会发现文学奖几乎是三大出版社的天下，即伽利马、格拉塞和瑟伊。
其中的伽利马出版社，就是杨一投稿的目标，兰登书屋负责英译本的代理出版工作，而伽利马则负责拉丁语系译本，也就是现代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法兰西语，以及意大利语等一系列译本的出版发行工作。
只是去年布克奖的评选，有些打乱了他原本的计划安排，以至于伽利马出版社原本计划，在今年夏季重点推出的法兰西语译本，险些因为布克奖的获奖而临时提前一大截时间。
不过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国际大奖的头衔，少年希望以自己获奖来带动整个阳一文化声望的计划，算是提前圆满完成，所以对于龚古尔奖的追逐，也就没了一开始的那种迫切。
可人家评选委员会的终生院士和主席都到了城堡，自己还拿捏着态度不见面，也着实说不过去，只不过杨一也不希望像爱德华交代的一样，急吼吼马上跑过去见面。毕竟他现在的身份是受邀作家，而不是那些知道偶像消息后就闻风而动的青春期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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