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4月18日从纽约回国的时候，在飞机上看到了一本旅游杂志……”
“杜总在住宿的细节方面要求比较高，所以我在去泰国之前，特意通过旅行社打听过美萍酒店的房间布局……”
杜秋在陈大猷以前住的宿舍里招待了刘运来，姜丹枫陪同，两人一个主讲，一个补充，把那几天在清迈发生的事情讲述了一遍，刘运来几乎没问什么，只是单纯的记录，结束之后问道：“杜先生，周元说你有篇文章想要发表？”
“不是一篇，是一个系列。”杜秋拿出一份装订好的文稿，说道：“我觉得互联网是继蒸汽机和发电机之后，人类历史上又一个革命性的伟大发明，将会对政治、经济以及科技等诸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但国内目前对它还不够重视，所以写了一些科普的文章，想要找个地方发表出来。”
刘运来接过文稿的时候数了数，发现有二十多页，好几万字，有些惊讶道：“这么多？”
“我4月份从美国回来之后，本来打算写一本书的，但是没有时间，就以随笔的形式写了一些小文章，刘记者帮我看看哪些合适发表。”
1995年有两本非常著名的畅销书，都和互联网有关，一本是比尔-盖茨的《未来之路》，一本是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在国内外造成了不小的影响，杜秋打算借他们俩炒起来的风潮，也弄一本类似的畅销书。
智能手机里存储了好几本关于互联网经济学和社会学方面的书，杜秋把里面一些思想性和趣味性比较好的章节摘录出来，和未来互联网的发展脉络相结合，敷衍成了十几篇文章，打算先拿去发表，然后再做成合集出版，蛊惑电信部门里那些有野心的官僚大干快上，为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做炮灰。
刘运来翻开第一篇，发现是和网络新媒体有关的内容，顿时精神一振，因为他最近正在研究这方面的东西。
在90年代的时候，不仅《云城晚报》这样的地方小报要向市场转型，新华社这样的国家权威媒体同样要向市场转型，搞了两百多家子公司，从房地产到寻呼机，几乎什么生意都做，但大部分都在亏损，急需找到可靠而又丰厚的赚钱法子。
新华社香港分社有个公关公司，经理叫做马运生，1994年的时候联合两个计算机专家搞一个国中网计划，打算利用新华社的政治资源，搭建一个网络，把国内和国际互联网隔绝开来，用户必须付费了之后，才能浏览经过筛选和过滤的互联网信息。
这个计划非常愚蠢，但在官僚眼里却是垄断型的香饽饽，为了实现这个计划，新华社特意在香港注册成立了中国国际网络传讯有限公司，简称CIC，然后从香港的一些商界大佬那里弄到了2500万美元的启动资金。
然而1995年1月京城和浦江先后开通了国际互联网接入服务，一下子把这个计划给打乱了，于是CIC准备把国中网改成专门为国内商业用户提供经济和金融信息的网络，但是这样一来的话，又和道琼斯、路透社以及彭博等国际巨头发生了冲突，这三家公司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有非常广泛的影响力，三天两头的施压和谴责，弄的新华社疲于应付，狼狈不堪。
刘运来曾经在香港呆过，很清楚CIC的困境，因此对杜秋的文章非常重视，看完之后当天晚上就坐飞机回了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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