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潼向宋璟询问东北这些靺鞨战俘的安置与管理，也并非专门针对这一问题，而是有关境内胡人的管理已经成为了一个系统性的问题。
大唐本身便体量庞大、疆域辽阔，在国境周边生活着大量的胡族人口。伴随着大唐领土的扩张，战争、商贸等各种交流形式逐渐让这些胡部人口进入到大唐国门之中。
虽然说人口也是一种宝贵的资源，越多的人口便意味着越多的生产力。
但在现实情境下情况要复杂得多，大唐是一个农耕为主体的帝国，且不说这些诸胡人口有没有足够的耕桑技艺可作生产利用，单单他们部族不同、风俗不同、文化不同与社会组织存在的差异性，想要进行有效的管理就非常困难。
但接不接纳胡人已经不是一个可作回避的选项，而是一个必须要面对与解决的问题。仅在开元四年青海大战之后，到如今的开元十年，大唐诸边境域中所增加的胡部人口便达到了上百万之巨。
这还只是在没有针对诸胡部族建立起完善编户统计情况下粗略估算的数字，而实际的情况则只多不少。
像是宋璟在海东剿灭粟末靺鞨一战，便得获俘虏几万户。而在其他战场上，大唐也都各有推进，开元九年针对漠南与碛口一系列的扫荡，所收缴的铁勒与突厥诸部人口同样也有数万户之巨。
除了战争之外，随着大唐国内生产秩序和地方政治的恢复，每年自发的投奔大唐的诸胡逃户数量同样不菲。像河朔的三受降城，一年到头零零散散所接收的诸胡逃户便常有数千帐之多。
这样的情况还不只发生在边境地区的底层杂胡当中，一些胡部上层人物逃入大唐的现象也是频繁发生。每年元月六夷诸胡各遣使节入京献贡，便不乏使节随员逃出使团，希望能够留居长安，不愿再返回各自部族。
类似情况屡禁不止，以至于那些接待外邦宾使的鸿胪寺官员们几乎没有在职长久。元月入贡之后，往往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进行全城搜捕那些逃使们，即便如此，仍然有大量的胡使非法滞留于大唐境内。
至于市井间针对诸胡奴仆的买卖，那就是更加的无从禁止了。因为想要禁止，起码要有买卖。但就有许多的逃人为了能够定居大唐国中，甘心的委身为奴。
出门闲游一遭，便有仆员跟随回邸。若这只是一个偶发的现象，还能进行举报禁绝之类的监管，可若已经成为了一股风气，又该如何加以杜绝。
此前新罗之与大唐交恶，其中一桩怨气就是埋怨大唐倨傲不仁，搜捕新罗民众贩卖为奴。按照新罗方面提供的数据，每年都有上万人从新罗流出，自辽东乃至于隔海相望的青州等地流入大唐。
对于新罗方面的控诉，大唐也很无奈。
之前为了解决粟末靺鞨的问题，大唐不是没有尝试过禁绝新罗奴婢的买卖，结果就是私市滥生，原本还不失管控的奴户买卖顿时转入地下进行，反而滋生了大量私蓄新罗奴婢的现象。
各方胡众蜂拥入唐，原因是方方面面的。
首先是吐蕃败退回本土、突厥远遁于漠北，大唐再次成为区域中军事力量最为强大的帝国。其次就是较之原本历史上同一时期更加繁荣的商贸情况，更加促进了跨地域的人事交流。
当然，也少不了那些诸胡民众们基于自身的利弊权衡从而所做出的选择。
毕竟，无论是人身安全，还是居住环境与生产条件，包括物质上的获取与享受，大唐之于周边诸夷，那都是更高维度的存在。
眼下看来，这种人口流入的现象还算是比较正面的。
毕竟如今并非大乱方已的疲敝世道，按照开元初年进行的编户统计，如今的大唐民户达七百三十余万户，胡人流入虽多，但远不足以撼动唐人为主体的人口结构。
而且眼下大唐国力强盛，即便诸胡杂入，仍不足以形成危害国家安全的势力，这些涌入的胡人又能补充因商贸发展而带来的劳力短缺。
但即便眼下不成祸患，大唐社稷若想长治久安，相关问题也必须要重视起来。
毕竟历史上的胡患所带来的危害与教训也实在太惨痛，不说五胡乱华所造成长达几百年生灵涂炭的大分裂，单单安史之乱将盛世腰斩，已经令后世无数人扼腕悲痛。
针对诸胡的管理，并不只是当下的问题，只不过随着局势进入开元新朝，这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大唐初年，通过一系列的对外征战与开拓，是建立起一整套的羁縻体系，诸胡皆臣服于大唐天威之下，岁贡不断。
但当年的大唐开边政策，仍是以攻代守，是为了确保国土疆域的完整与安全所进行的一系列战争，一个最大的前提就是国土的安全。
在确保这一战略目标的情况下，大唐对于边疆诸胡的态度便不失包容，并不强求尽并其地、尽役其民，只要不公然触犯大唐的利益、威胁大唐的安全，便仍以羁縻为主，给予那些边胡足够的生存空间与自主能力。
而且当年刚刚经历隋末乱世不久，天下诸州仍然不失荒凉。像高宗年间攻灭高句丽后，陆续将几十万高句丽遗民向内迁置。
可是如今，大唐对外的军事行动除了确保自身边境安全、巩固已有领土之外，还有着更进一步的要求，那就是对新的土地与人口的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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