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此寄望，大可不必。圣笔端庄丰美，又侍亲殷切，陵碑撰写多半是要亲笔。即便圣人悲不能书，在朝钟相公等皆享誉大家，岂会由诸杂流之内拣取！”
宋之问闻言后便嗤笑一声，只觉得自家兄弟作此妄想只是痴人说梦。
自己精擅技艺遭到踩贬，宋之逊脸上也是略露羞赧，但也明白兄长所言有其道理，便又继续说道：“我自知奢望难企，这念头也只是心内自娱。但今日临淄大王着员来告，他想要集聚京中士流著名手笔，拟篇刊集抒情失亲之痛，希望阿兄你能作领衔……”
宋之问听到这话后，眸光不免略作闪烁。他所谓的淡泊隐居，说到底只是对现实困扰的低头，真实的心境却仍未心若死灰，对于权势富贵的幻想始终没有泯灭。
但也只是略作动容而已，片刻后他便摆手道：“临淄王若果有真情涌动，何不自作传情？我区区一在野老叟、人间衰客，岂堪为国戚宗属代笔抒情？”
“此间只我兄弟，阿兄大不必作甚掩饰。你若果真绝情不恋人间的繁华，自已归乡守庐，又何必滞留京南？”
见兄长张口回绝，宋之逊也忍不住冷笑讥讽道，兄弟一户长成，彼此相知甚深，自家兄长的想法，他又哪里看不出。
宋之问听到这话自有几分尴尬，但还是怒声道：“我家既非关内名门，至我父子，家声方有几分气象，攀附权势、更进一步，不独为自我风光，更为子孙遗惠。心怀权热之想，也不必羞于告人。唯你自甘下贱，投身卑浊、污我清声！我纵然有什么沽望之想，临淄王又岂是能够托庇成事之人？他自身尚且沉沦难救，与其共事是自惹麻烦！劝你也不要更作狎近，否则休怪我将你逐出我门！”
“阿兄这么说，就有些凉薄了。当年若非临淄王使人使物的助力，时萃馆能有今日风光？我难道不知此王颓势难扶？但他今既开口，除非不作，否则便难避其门外！”
宋之逊自知这兄长才情富丽，但是人情权衡则智慧乏乏，惯有恃才傲物的矫情，因此便也劝告道：“阿兄你今在野虽然甚有名望，但这只不过是乌合喧嚣的虚荣罢了。
野士惯作幽怨孤高，于德行品鉴苛刻至极，若知阿兄得恩不报，顷刻间由誉转毁、声名狼藉！他们所逞只是口舌之快，于我兄弟则是前程得失的重大利害！阿兄纵然自诩东山，但就连谢安都难免远志小草的讥讽，难道阿兄就能悠然于物议之外？”
听到宋之逊的这番劝告，宋之问顿时也变得沉默起来。常在一起厮混，这些在野的士流是个什么德性他最清楚不过。
这些人常以怀才不遇而自视，抨击权威、质疑权威以为能。一旦同行之中有什么朱门先达，极尽诋毁并非孤例。眼下自己落魄在野，自然能够获得这些人的拥戴，可如果前程有什么起色迹象，时议必然会变得挑剔刻薄起来。
到时候，他与临淄王及时割离的行为将不再是明哲保身，而是忘恩负义。等到时誉尽毁，那他真的是在朝在野都将一片狼藉。
而且再深想一层，太皇太后在士林中的评价本就褒贬不一、争议甚大。他若立笔美化歌颂，也会变得非议缠身，未必会获得朝中贵人的赏识提拔，在野时流中的好人缘却将要大大败坏。以既得去换取两可，这是否智者之举？
宋之逊一番力劝，本意是想让兄长继续亲近临淄王，却没想到直接把宋之问吓得生出退意。在他看来，临淄王总是瘦死骆驼比马大，即便一时不遇、那也是坐在王邸华堂忧怅，好过他们兄弟混迹草野庐舍，仍有价值可供分沾榨取。
然而宋之问在一番深思之后，还是决定不可轻涉这一汪浑水，直接命人将宋之逊引出，自己则返回室内，将近日思得的一些感伤辞句都付之一炬。
宋之问虽然打算要保持沉默，保住自己时誉基本盘。但时萃馆众在野学士却并非人人都作此想，尽管临淄王并不出户，也通过多方渠道将事情向群众传达，还是引起了一些时流的相应。
这些人多数都是不知人间险恶、故事晦深而又渴望扬名的年轻后进，但也有几个在野士流中的重要人物参与其中。其中名望最著的，便是隐居终南山的前辈卢藏用。
卢藏用其人其事不必多说，作为终南捷径的创造者，在如今时萃馆众隐士中，就连宋之问都算其后辈。
只不过其人际遇较之宋之问还要更倒霉几分，早年神都革命宋之问便遭贬出都，而卢藏用却是一直等到庐陵归国的洛阳大乱，好不容易保住一条小命，圣人入洛靖国，审判罪员，卢藏用被远流海南振州。
一直到了近两年，卢藏用才结束了流放生活，得以返回中原，重新干起了随驾隐士的老本行。开元八年先在嵩山落脚，但气还没有喘匀，圣人便又回到了长安，于是他便又收拾行李回到了终南山。
只不过如今终南山的隐居格局也大不同于往年，时萃园一家独大，就连他的山中旧居都被囊括园中，于是自然而然的也加入了时萃馆。
进入时萃馆之后，卢藏用便一直在试图掌握话语权。但他的才情笔力终究不比宋之问，始终被压制得无从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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