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行，师长同志。”索科夫毫不迟疑地拒绝了伊万诺夫的提议：“我们是德意志的解放者，而不是破坏者。这些被你们抓起来的纳粹分子中间，固然有不少的顽固分子，但也有一些是因为某种特殊的原因，而被迫加入纳粹的。对于这种人，只要他们没有干什么坏事，我看完全可以尽快放掉他们。”
在放下电话前，索科夫还特意叮嘱了一句：“对了，师长同志，记得把抓捕人员的名单给我一份，我要看看里面都是一些什么人。”
个把小时之后，伊万诺夫派人送来了一份花名册，上面详细地记录着抓捕的纳粹分子的名字，身份和他们工作的地方。
索科夫走马观花地看了一遍，发现这些人大多数都是知识分子、工程师、教师、神职人员等等。他知道这些人之所以会加入纳粹，除了少数狂热分子外，大多数人的加入都是迫不得已或者说是当时的一种潮流，他们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关押几天后，就可以把他们全部放掉。
就在索科夫准备合上花名册之时，忽然看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名字：约翰·拉贝，出生于德国汉堡，西门子公司的代表、商人。
他连忙拿起花名册仔细查看对方的资料，发现除了他的名字、身份和籍贯外，其余的什么信息都没有。
放下花名册之后，他拿起电话，直接打给了近卫第6师。一听到伊万诺夫的声音，就开门见山地说：“师长同志，我想问问，你们抓捕的纳粹分子里，有一个叫约翰·拉贝的人，他如今关在什么地方？”
近卫第6师的指战员抓捕了近两百人，作为师长的伊万诺夫对此事又不太上心，怎么可能知道索科夫说的人是谁。他沉默了片刻，随即试探地问：“司令员同志，您认识此人吗？”
“我不认识此人。”索科夫这样回答，倒没有错，他后世的确听说过拉贝的名字，但却从来没有见过真人。如果不是恰巧看到了抓捕名单，还差点错过了这样了不起的人物。为了让自己的过问显得顺理成章，他有意把崔可夫拉了进来：“但据我所知，崔可夫将军和他的交情还不错。如果知道他被我的部队抓捕了，肯定会打电话过来找我算账的。”
索科夫这么说，倒不是瞎说，抗战爆发后，崔可夫和拉贝都曾经在金陵待过一段时间，再加上那时苏德两国正处在蜜月期，两人之间相互认识，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得知被自己的部下抓捕的人里面，有崔可夫将军的老朋友，伊万诺夫显得不淡定了，他心里很清楚，其实被抓捕的纳粹分子并不止自己上报的那么多，还有一些顽固分子因为在抓捕时拘捕，已经被击毙了。他担心索科夫问的人，此时已经不在人间了，赶紧说道：“司令员同志，我不太清楚您所说的人，是否在我们抓捕的人员中间。您给我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一定会搞清楚的。”
“我只能给你二十分钟。”索科夫看伊万诺夫送来的花名册时，就发现了不对劲，上面起码有230多人，但对方却告诉自己，说只抓了195人，另外的三十多人，肯定被对方私下处置了。因此索科夫急于搞清楚，拉贝先生此刻是否还活着？“等时间一到，我希望听到准确的答复。”
“好的，司令员同志。”伊万诺夫见索科夫的态度如此强硬，只能硬着头皮回答说：“我一定在20分钟内，搞清楚他的下落。”
看到索科夫放下电话，卢涅夫好奇地问：“米沙，你怎么对这个叫拉贝的德国人如此感兴趣啊？”
面对卢涅夫的疑问，索科夫迟疑了片刻，随后回答说：“军事委员同志，我听说此人在华夏的金陵时，正好遇到倭寇占领了那座城市，并开始大肆屠杀城中的居民。拉贝就利用自己德国人的身份，建立了一个安全区，收容了二十多万人，保护他们免受倭寇的迫害。我就是听到了关于他的事迹，想见见他而已。”
“哦，原来是这样。”卢涅夫显然对拉贝并不感兴趣，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但你怎么知道他认识崔可夫将军呢？”
“原因很简单。”索科夫只知道在华夏抗战时，崔可夫是驻华武官和军事总顾问，便顺理成章地认为两人应该是相互认识的。于是他向卢涅夫解释说：“崔可夫去东方担任军事总顾问时，这位拉贝先生恰巧也在那个国度，两人彼此认识不是很正常的事情么。”
“你说的大屠杀是在哪一年？”卢涅夫忽然出人意料地问道。
“1937年12月13日。”索科夫毫不迟疑说出那个令所有华夏人都刻骨铭心的日子：“倭寇在金陵屠杀了三十万军民，将一座美丽的城市变成了人间地狱。”
“不对啊。”谁知卢涅夫听后却摇着头说：“据我所知，崔可夫曾经两次前往东方那个古老的国度。第一次是27年到29年，回国后，他担任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部的处长一职；第二次是40年12月到42年3月，回国后不久，他就被任命为预备队方面军第1集团军的副司令员。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爆发后，该部队被改编为第64集团军，不久后，崔可夫又被任命为第62集团军司令员，负责指挥留在斯大林格勒城内的部队，与进攻城市的敌人展开顽强地战斗。你当时就在他的麾下，对这一段经历应该很了解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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