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大儒长期研读佛教，虽以“辟佛”标榜，却饱受佛教的思想影响，创造出的理学也不正宗。
所以，玄机要将世间真正的“理”学著作出来，令大乾理学成为一个重大转变。
这一转变，不会参杂任何其他学说的理念，必然要成为儒家那样的学界所公认的学说。
前朝理学的思想体系中明显地可以看出吸收了释教的“空有合一”的本体论，“顿渐合一”的认识论，“明心见性”、“返本复初”的修持观等，因之有人说是“阳儒阴释”，或者“三教合一”的新形态。
尤其是理学的开山祖周敦颐的著作《太极图说》中，明显地是三教融合为一的代表作。
二程主张“性即理”，强调“天理”与“人欲”的对立，并通过内心的修养功夫来“窒欲”，以恢复天理，这明显地受到过佛教心性论和禅宗修持方法的影响。
朱熹是理学集大成者，是竭力排斥佛教的一个人物，但是在他的哲学思想中，无论从本体论、认识论到修持方法无不打上佛教的烙印，有人说他是“阳儒阴释”，“表儒里释”。
他自己也感叹说：“佛教的“克己”，“往往我儒所不及”（《朱熹语录》卷二十九）。”
王阳明是心学的主要代表，通观他的“良知”道德本体论及“致良知”的修养方法，与禅学的佛性论及修持方法有着很多相通之处。
所以，前朝理学是“性理之学”，它是亦道德亦宗教，道德与宗教的合一。
这种“性理之学”不仅仅是程伊川、朱子开出的“性即理”，还含有“本心即性”的“性理”义，此乃陆象山、陈献章、湛若水、王阳明开出的“心即理”。
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心性之学”。
这种心性之学，即是内圣之学。
内在于个人自己，自觉地作圣贤工夫、作道德的实践以完善自身之德行，圆满人格之学问也。
内圣之学在先秦儒家已彰显成定局，经宋明儒者六百年之发展与弘扬，益发展至极高之境界。
内圣之学也可以称之为成德之教，“成德”的最高目标是成圣、成仁、成大人，其实际意义是将个人有限生命扩充至无限圆满。
这个“成德之教”仅学问面而言，亦可称之为“道德哲学”，其中心问题有二：
一者讨论道德实践之所以可能的超越根据，此即心性问题；
二者道德实践如何下手的问题，此即工夫问题。
道德哲学只有兼顾这两方面始能完备。
在心性问题上，心性不仅作为道德实践之本体，亦是宇宙生化之本体，一切存在之本体（依据）。
这样，道德哲学中自然又引生出一道德的形而上学。
“道德的形上学”由道德的进路来接近形上学，从而对一切存在作一“本体的陈述”与“宇宙论的陈述”。
在西方的某个国度，有个理学大师康德，他将理学建立在“道德的神学”方面，并没有积极地意识到且充分证成“道德的形上学”。
但康德的意志自由，物自身，以及用美学判断来沟通道德界与自然界之思想，就含有“道德形上学”的趋向。
前朝儒者依据先秦儒者“成德之教”之弘规，其弘扬的“心性之学”正涵一“道德的形上学”的充分完成。
这也是牟宗三先生对前朝道学的基本定性和定位。
所以说前朝道学不仅仅是一笼统的道德学说，而且它还是一真正意义上的形上学，这就使得前朝理学在人类文化中之位置得到“真正”肯定，也为我们了解前朝儒学打开了新的视野。
但在弟子看来，他们的“理学”一点都不纯粹，里面掺杂了太多的其他学说的理念，如禅宗、儒家、道家等等，完全是一些杂学融合而成的产物，这样的理学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理学”。
在弟子看来，理学的至高神是礼乐文明中祭祀的上帝，也就是皇天。
黄天为天理。
上帝人间代表是君、师。
理学中最早出现“上帝”一词的书籍是《尚书》和《诗经》。
《礼记》里也多次提到上帝。
《尚书》：“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
《尚书·汤誓》：“王曰：“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诗经》：“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
《礼记》：“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
昊天上帝（来自《尚书》）或皇天上帝是上天、天帝、天父（与“地母”相对）、皇天（与“后土”相对）、老天爷等的正式称谓。
上帝在中文的本意为泛指主宰天地宇宙的神，自古就在儒教文献中出现。
东汉大儒郑玄声称“上帝者，天之别名。
玄机认为，“天”、“帝”、“道”、“理”都是同一本体的不同称呼。
儒教祭祀与周易六爻则是宗教心理活动的体现。
道德神学的意思是由道德入手来建立的神学。
就是说“我并不是先去预设有个上帝在，然后上帝创造了道德，上帝规定了道德。
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是先有上帝，后有道德，这个叫“神学伦理学”。
道德神学是反过来的，我先承认人是有道德的，然后这个道德从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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