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量变引起质变，其实是一种相当冷静，不带感情色彩的说法，然而实际上，事实的情况，却远远的比这个所谓的轻描淡写的情况，要复杂，并且残酷的多。
真正的情况是什么样呢？那个影子，是一个无比残忍的家伙，就算是在这一堆蔑视弱者的强者之中，也依然是一个能够以残酷残忍特立独行的家伙。
他才猜测，神明的力量并不仅仅只是一种物质上的力量，所以仅仅只是依靠物质的堆积，那么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所以，他所想出来的一个极度天才的方法，就出炉了，那就是不断的掠夺、搜刮知性，夺取智慧生物们的智慧，以此来达到登神的条件。
其实这说白了，就是不断的闯入到多个位面，进行屠杀，而且屠杀的对象还不是普通的生物，而是那些具有智慧的生物。
要把他们统统都杀死，一个都不剩下，在杀灭无数个位面之后，按照影子的猜测，他就能够得到另外一种，登神的条件，一种神明的心态，将无数个凡人的智慧叠加在了一起之后，或许连神明都可以媲美。
这是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也没有人告诉他，这一条路，究竟应该怎么走，这个影子能够做到这一步，已经属实不容易了。就算是想到了这么一个恶毒的方法，但也并不算是错误的太离谱，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正确的。
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不能理解，常说的战争中的各种困难在哪里，统帅所必须具备的天才和非凡的精神力量究竟起什么作用。
在他们看来，战争中的一切都那么简单，所需要的各种知识都那么一般，各种行动都那么平常，同这一切相比，就连高等数学中最简单的问题也能以其一定的科学价值使人感到惊奇。
但是，当他们经历过战争以后，这一切就成为可以理解的了，不过要说明引起这种变化的原因，指出这种看不见而又到处起作用的因素是什么，却是极其困难的。
但是，无论这个体系显得如何有害，如果它不在某些方面接近真理，它就决不能欺骗那么多的人，也决不会在信奉更好的体系的人们中间引起那么普遍的惊慌。
某个自然哲学体系，表面看来也许非常有理，可以在好长一段时期为世人所普遍接受，但实际上却没有什么基础，同真理也毫无相似之处。
笛卡儿旋风就被一个富有智慧的民族在总共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看成是天体演化的一个最成功的说明。
但是，有人已证明这种证明为一切人所信服有关那些奇妙结果的这些虚假的原因，不仅实际上不存在，而且根本不可能有，如果它们存在的话，也不可能产生这种归结于它们的结果。
法则这个概念，对于认识作战来说是多余的，因为战争中错综复杂的现象不是很有规律的，而有规律的现象又不那么错综复杂。
所以，法则这个概念并不比简单的真理更为有用。凡是能用简单的概念和言词来表达的，如果用了复杂的、夸张的概念和言词。
那就是矫揉造作，故弄玄虚。在作战理论中，法则这个概念对行动来说也是不造用的，因为在这里各种现象变化多端而且极为复杂，所以普遍得足以称为法则的规定是没有的。
这样，我们认为甚至在苏格拉底之前已经有一种反酒神倾向发生着作用，不过在他身上这倾向获得了特别严重的表现。 因此，我们不能不正视一个问题：像苏格拉底这样一种现象究竟意味着什么？
鉴于柏拉图的对话，我们并不把这种现象理解为一种仅仅是破坏性的消极力量。
苏格拉底倾向的直接效果无疑是酒神悲剧的瓦解，但苏格拉底深刻的生活经历又迫使我们追问。
在苏格拉底主义与艺术之间是否必定只有对立的关系，一位“艺术家苏格拉底”的诞生是否根本就自相矛盾。
有的人可以从原因的胚胎中看到将来的后果，这就像伟大的发明家可以从俗人看不见的自然效果中看到一种工业，一门科学，这再也算不了什么奇特异常，让人大惊小怪了；
这只是一种公认的能力所起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好比精神的梦游。
因此，如果说各种推测未来的方式赖以存在的这一假设看似荒谬的话，那么事实却是存在的。
请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对于预言家来说，预测将来的重大事件并不比猜测过去的历史更费神，而在不信这一套的人们的观念中，过去和将来都是不可知的。
从原因推断结果时，往往有一种不易克服的外在的困难，那就是完全不了解真正的原因。 这种困难在战争中比在实际生活的任何其他活动中更为常见。
在战争中，事件的真相很少能完全了解，至于行动的动机，就更是如此了，因为这些动机或者被当事者故意隐瞒了，或者由于它们是非常短暂的和偶然的，因而历史上没有记载。
因此，批判的研究大多必须同历史的研究配合进行，但是即使如此，有时原因同结果往往还是不相吻合，也就是结果不能看作是已知原因的必然产物。
我们现在对于这些变态的性的满足方式究应采取何种态度呢？ 我们如果表示愤怒厌恶，并自信没有这些欲望，那是没有多大用处的。 这不是问题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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