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之事，其过在于臣等，在于谏官，未能察正阙失，此失职之罪也。
书院之兴，乃陛下一力促成，招揽贤达，养育人才，国之大政也，图于长远，而今稍有失措，不过宵小之辈趁机渔利而已，却也无碍大事。
有些人总想着法不责众，遂阴行不轨之谋，以臣之见，此辈当予重处。
无行文人，或为人蒙蔽，或心存侥幸，还有些碍于人情，杂于其中，德行败坏，乱我文院纲纪学风，此风自不可涨，可酌情处置，正本清源……”
温彦博的建议没有什么偏向，该查的查，该抓的抓，该杀的也不用留情，只是他表达了希望尽快结束此案的倾向。
范文进和萧禹各抒己见，大致上还是赞同温彦博所言的。
范文进觉得应该按照贪腐案来处理此事，不用附加太多其他意味，这一点得到了萧禹和温彦博的附和。
可见三人都心里有数，不想此案扩大化，进而成为针对整个文人群体的大案。
尤其是三位宰相都流露出了对督查寺的不满，自御史台成为督查寺之后，与各道督查使衙门遥相呼应，权责大增。
言官们尾巴就此翘了起来，参劾朝臣的时候，尤其喜欢群起而攻，惹来了许多的指责。
而高俭一案，成为了督查寺的痛点，高俭作为侍御史，又是科场主考官员之一，竟然涉及到了科场舞弊案当中，表明督查寺官员来历太过杂乱，自身缺乏监督。
紧接着就是长安书院一案，督查寺事先没有反应，事后又穷追猛打，表现出来的是不顾大局，太过急功近利，由此引起了宰相们的厌恶。
温彦博更是毫不讳言的说了一句，督查寺卿王珪乃李渊降人，可却是伪太子李建成一党……
话虽然没有说明白，可李破却是懂得他要说什么，之前已经有人向他提过类似的话。
长安书院初建之时收罗了许多李世民的党羽，王珪积极推动此案，牵连越来越多的人入罪，苗头上已经有些不对劲。
他正在把案情引向那些已经出了书院，到朝中任职的人，是不是顾念旧主，想要借此报当年攻讦之仇？
这话听着李破觉得没谱，很可能是因为王珪，戴胄追查的太凶，引起了别人的反击所致，可如今温彦博也说起了此事，听在李破耳朵里自然是分量不同。
李破想了想王珪的履历。
这人是他的老乡，家乡是扶风，祖籍则是太原，不用问了，太原王氏的支系血脉，家世上是不用多说的。
其人祖父南梁名将王僧辩，曾任南梁尚书令，所以他们这一支可以称得上一声簪缨世族，关西名门。
王珪入仕于开皇年间，倒霉在开皇末年。
杨勇，杨广兄弟两人争夺储位，王珪的叔父王頍辅佐的是太子杨勇，杨勇被废，王頍坐事流放岭南，辗转却是又成了汉王杨谅的谘议参军。
连续站错队伍，王頍的下场可想而知，还大大连累了族人，王珪吓的要死，直接逃到终南山隐居了起来。
这是魏晋遗风在起作用，犯了事的贵族子弟都喜欢闹这一出，先隐居个几年避避风头，等待时机再图复起，也有养望之意。
王珪这一等就是许多年，没办法，只要杨广还在，他就不敢冒头，杨素，高颎，贺若弼那样的名臣大将都死了，他王珪算个什么？
直到李渊率军进了长安，有人向李渊举荐了王珪，于是王珪走上了他叔父的老路，历任唐王世子府谘议参军，东宫舍人，太子中允等职，你看看，这和他叔父王頍有多像？
只不过他在潼关率军降唐，之后在御史台任职，元贞四年因在高慎一案中表现出色，升任御史大夫，元贞五年御史台改督查寺，他便领了督查寺卿之职。
他和吏部尚书王泽等人走的很近，毕竟一笔写不出两个王字，都是认太原为祖地的王氏中人，自然而然的便有了交往。
至于说因为旧怨想借此机会打击当年的秦王府旧人，也许吧，李破其实更愿意相信因为高俭一事，王珪想要弥补一下，这才做的有些急躁。
王珪本人的名声还是不错的，只是在潼关降唐的时候，李纲，王珪等人做的有些拉胯，于是身上便有了可供人大肆指摘的污点。
只是没有人会那么蠢，借此来攻讦于降臣罢了，毕竟你说人家背主求荣，那置当今的大唐于何地？
李破对此则没什么成见，李世民的人用的起劲，李建成的人就不能用了？
只不过李渊主政关西的时候，儿子们斗的太厉害，留下了许多后遗症而已。
…………
“卿等说的都很有道理，那句话说的更对，长安书院是朕建起来的，这两年疏于理会，有些人心思不正，于是把一件好事办的糟糕了起来，朕亦难辞其咎啊。”
温彦博和萧禹两人久掌朝政，一听这话便已心领神会，范文进反应的慢些，当即便道：“陛下万勿如此，不然让臣等如何自处？”
其他两人微微一笑，心说范凉州还是实在啊，竟然听不出陛下的话音，这明显和方才温彦博所言有异曲同工之妙。
揽过于己，那也就是说陛下这是有意结案了，而且……既然陛下说自己有错，那旁人之错也就能轻些。
果然，李破摆了摆手，“朕办文院之初衷，你们都清楚，而养育人才之事向来需要耐心经营，持之以恒，不能操之过急，有些许挫折不算什么，朕也绝无改弦更张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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