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政二十三年七月上旬，在安陆发生了两件大事。
第一便是千余应征的兵卒云集城郊，其二，则是在县尉黑夫的倡议下，一场轰轰隆隆的“公厕运动”在县城展开！
“县君，我在江陵时，曾听郡守有言，农乃生民之本业，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故掩地表亩，刺草殖谷，多粪肥田，虽是农夫众庶之事，但官府亦不可不理，故《田律》《仓律》中，甚至连一亩地要撒多少粟种麦种，都有规定。”
对安陆县令雍何，黑夫以一种透露内情的语气，告诉了他叶郡守说过的一些话，意思很明显：
“郡守重农，并且对堆肥沤肥之法很看重，令南郡十八县推行，各县谁能做出最大的成效来，谁便能在今年的上计中拔得头筹！”
雍何是个明白人，此法本就是本县的田佐吏衷献上的，对于衷和黑夫的建言，他当然会格外重视，很快便同意了黑夫的请求，除了城外兵营外，在县城各街巷里闾，也陆续建立一些大小不一的“公厕”。
公厕，其实不是黑夫的原创，在李信伐楚之战里，那些个随军的秦墨，在军队里除了协助打造攻守器械外，每到一处新营地，都要张罗着工匠兵卒挖公用厕所……
黑夫曾问过那个秦墨程商，他说这是墨子在多次守城战斗里发明出来的。
“城池攻守长达一年半载，若是任由兵卒随处解决，定然污秽横流，不多时便会生出疫病来，城池便要不攻自破了。于是子墨子便于城内设厕，每五十步一厕，其下如井，周垣之，高八尺……”
墨子发明公厕，是为了攻城守城时的卫生，不过那只是单个的蹲坑，黑夫则直接把后世随处可见的大公厕照搬过来。
于是乎，在县令的命令下，负责土木工程的县司空就督促着一众工匠刑徒，在指定的地点挖出粪池，砌好坑位，围上土坯，一个简易的公厕便造好了。官寺和县市旁的公厕盖上瓦片，里闾中的公厕则节省成本，以茅草为顶。
为了表示对此事的重视，县里的三位长吏纷纷为各处公厕题字：县尉黑夫题了兵营旁的，县丞题了市场旁的，县令题了官寺旁的，并当着无数好奇的目光，三人联袂进入官寺旁的砖砌大公厕，好达到表率的作用……
官府的公务员、兵营里的县兵、戍卒被要求今后必须在公厕方便！
而县城里的广大百姓，也被挨家挨户地告知，今后在县城随地大小便的，视为当街弃灰之罪，虽不至于砍手，但也要狠狠罚款！
在黑夫的命令下，属于尉官体系管辖的更夫、里监门甚至戴上了赤色袖套，在街道和里闾严抓随地大小便！
秦律严苛可不是闹着玩的，据说商鞅变法之初，为了让新都咸阳干净，颁布了一道“当街弃灰者被刑”，最严重的可至剁手，一时间，咸阳无人敢在街上扔半点垃圾。
这只是临时法令，仅在咸阳有效，但和那次一样，安陆县的民众早就被秦律熏陶多年，知道官府说话可不是放屁，于是从公厕修建，禁令颁布之日起，民众们遇上三急，都带着厕筹，跑到公厕里解决。
一开始，这些野惯了的闾左穷人还不习惯，而后却发现，公厕不但有墙垣遮挡视线，可以让人遮羞，也不会有野外忽然窜出的兔子、狗彘、蜜蜂惊扰，既然是免费的，何乐而不为？
官府之所以这么做，自然还是为了便于收集粪肥。
其实这是迟早的事，到了宋朝，中国的城市里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很多私人盖的厕所，开放且免费。当然，并不是为了公益事业，而是为了大粪这一珍贵的肥料。开立厕所的人会找专门的人收集粪便，然后卖给乡下的农民，从中赚钱。
这种专人管理，由专人收集粪便，专倒一处的方式，提前千年出现在安陆县城。县令还为此，在田曹新设了一个小吏，带着一些有罪的刑徒，专门负责为公厕掏粪，并以摇铃为号，鼓励临街的商户、工匠之家也将各家的马桶拿出来倒掉……
让衷困扰的粪肥，立刻就有了。
这场由黑夫倡导的“公厕运动”，除了让让粪肥源源不断从人口集中的城市流向农田外，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让安陆的卫生条件大为改观。
黑夫知道，近现代文明的一个特点，便是城市地下管道的建设，和随着而来公共卫生的建立。西方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最终战胜了鼠疫等传染性疾病。
然而，中国几千年间，人口比西欧更多，除了某些特殊的战乱、饥荒时期外，大型传染性疾病肆虐带来的困扰为何较少？一些外国学者认为，中国人的茶文化和粪便处理要立下大功。
前者由于一贯使用沸水，而使得饮用水得以卫生无害。后者则使得城市粪便得以进入土地循环系统。
就在西欧中世纪的城市伦敦、巴黎街道上污秽堆积，疾病横行时，由于公共厕所建设、管理得好，宋代城市卫生清洁却闻名于世的，有所谓“花光满路”之誉。
不过，也许是人口滋生太猛烈，这种好习惯到了明清，就大为倒退了。
尤其是清朝，黑夫记得在一则趣闻杂谈里见到过，说是：北京的公共厕所，人者必须交钱。故人都当道中便溺，妇女也都当街倒便器，加之牛溲马尿，有增无减，重污叠秽，触处皆闻……行人便溺多在路途，虽有厉害的官吏惩治，但颓风不可挽，有的官员也在道上便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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