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
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
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
作为新楚国的三闾大夫，对这首屈原在楚国东迁时所作的《哀郢》，昭骚自是背得滚瓜烂熟，但这却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来到“江夏”。
作为楚国最古老的贵族，他们昭、景、屈三家在复兴楚国的战争里，没能抢到头筹，投资的另一位“楚王”景驹被项籍给杀了，这也导致三家未能在新朝廷里占据要职，昔日被秦朝夺走的封地也没要回来，反而被项籍与其麾下功臣故旧分了，三家之中，官做最高的仅剩下一个昭骚，还只是没有实权的三闾大夫。
此番随项籍西征，昭骚是带着政治目的来此的，早在东迁后，楚国内部怀抱复国梦想的贵族，便一直笃信一件事，那就是三楚大地的人，他们长期受到秦吏的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只要楚军入境，自然是人心所向，不独箪食壶浆，更当以芳草花门于界首迎接也。
也就是说，只要出兵，衡山、南郡的同胞肯定会充当带路党，还会在边界用香花芳草搭起彩门迎接，感慨：“终于打回来了，西楚父老盼王师久矣……”
后来楚国虽亡，但这种想法依然伴随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预言，在楚地留存，在项籍反秦后，楚国各地剩下的大小领主纷纷举兵响应，东楚一朝异帜，各地楚人杀秦吏而叛者数不胜数。
在见识到“大楚兴”这旗号的力量后，一些人，再度将目光投向衡山、南郡，随着黑夫与楚国正式开战，有人悲观也有人乐观，“一统楚国”的想法越来越重。
在项籍回到楚国，驱逐了江东滋扰之师后，楚国内部“打回西楚去”“收复郢都”的呼声极高，淮南损失太重了，他们必须让敌人也尝尝痛楚的滋味。
而先前从衡山郡流窜到淮南的葛婴等人投靠了楚国，他们说南郡、衡山徭役繁重，两个郡都在支持黑夫灭秦，百姓早有怨望，楚国内部如蔡赐等人，遂想当然地觉得，西楚、南楚之地也会与两淮一样，楚军一到，便能望风披靡。
尽管项梁和亚父范增提出了异议，认为南郡、衡山的百姓长期生活在秦吏统治下，与东楚分隔近百年，早就不把自己当楚人，双方谈不上有什么共同的感情，更何况那还是黑夫起家的地方，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子弟在北伐军中，正期盼享受黑夫坐天下后回馈的利好，又怎会向往回到楚国怀抱呢？
但这些话，却并未被听进去。
上层的人想要一统三楚。
下层的人是想去衡山、南郡劫掠，弥补损失。
项籍则是想让陷入被动的战争，打开一条出路，攻其必救，同时引诱躲在对岸楼船后面的江东军在江汉决战！
楚国已被包围了，未来的战争必将在东、南、西、北同时展开，楚国至少要先解除后顾之忧。
他必须赢得一场战争，才能为未来再度合纵抗黑赢得时间！
三方一拍即合，战争便轻率地发动了。
可等三闾大夫昭骚终于来到屈原诗中的“江夏”时，才发现事实并非他想的那么简单。
闻楚军来，衡山郡各县乡丝毫没有携壶浆以迎的打算，而是奔逃者甚众，如避贼寇——毕竟在官府宣扬下，项籍已成了杀人魔王的代名词，更糟糕的是，其军中还有早先在衡山郡犯下滔天罪孽，屠戮鄂城的葛婴。
而到了最富庶的江边数县，更是官府组织的有计划撤离，烧毁城邑，搬空粮草，塞了井水，百姓在船队保护下，去江对岸避难，只将一片焦土留给项籍……
于是，昔日哀郢之场景，再度重现，衡山郡北部的数万人扶老携幼，渡江避难，只是这回让众人畏惧躲避的，却是打着“收复旧都”旗号杀回来的楚军……
南郡、江东援军没有傻乎乎地来与他决战，憋了一口气的项籍扑了个空，本打算以邾县为基地过冬，但在大火之后，整个城市已化作一片废墟，一半的里闾彻底毁灭，楚军一粒粮食都没能得到。
于是他们便将目光投向那些邾县周边，或因固执，或心存侥幸，未撤离的民众。
军队被派到乡下搜粮，不舍得抛弃祖坟产业的豪长氏族，成为楚军抢劫的对象，粮仓住宅都被洗劫一空，维持军纪越加困难，到处都是为非作歹的楚军，但军官却对此视而不见，皆言：
“这是士卒应得的。”
激发士气的方式有多种，或站前犒赏酒肉，或临阵因功授赏爵土地，还有一种，则在过去一年多里，被楚军采用。
那就是屠戮和抢劫，屠戮能激发军队的士气，攻下城池之后进行烧杀抢掠，这种方法可以大举提升士气，释放出长期征战压抑的内心，还可获得大量财帛，算是对缺乏功赏的补充，尤其是西河之屠，被灌输了仇恨的楚军只觉得自己在做复仇的正义之行。
但过去，楚军只屠过魏人的城池，秦人的土地，此番入衡山，却是第一次，将屠刀对准了同样说着荆楚方言的“同胞”。
未能得到衡山人“携壶浆以迎”的楚将们，遂振振有词：
“彼辈早已不是骄傲的楚国凤凰了，而是被秦吏关在笼中的家禽，一群飞不了的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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