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兴思考半天，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小皇帝的话，他思考半天，缓缓的竖起一根手指，回答：“陛下，王荆公变法，究竟效果如何？我们让数字说话——天禧末年，朝廷税赋总入2653万贯、盐利300万贯，酒利896万贯，茶利330万贯，田税1526万贯；治平年间，朝廷税赋总入4400万贯，盐利1156万贯、酒利1286万贯、茶利117万贯、田税2559万贯。
熙宁年间，王荆公变法了，当年税赋总入5060万贯，这数据比之往年所增有限，然而，考虑到人口的自然增长与田税、贸易的自然增长，我们可以认为这一数据完全与改革无关。因为即使一个白痴当政，他啥事也不会干，只会睡觉吃饭拿薪水，随着丁口税的自然增加，贸易的累进增加，那几年大宋税赋也会自然而然，应该增长到那个数字。
但是，王荆公的变法主张，真的起到等同于一个白痴的作用吗？……让我们看看具体的数据，当年税赋总入5060万贯，其中盐利1200万贯、酒利1310万贯——陛下，光这两项就是2510贯，剩下的茶利、田税、市舶税、市易税等等合起来才有2540万贯，而治平年间，朝廷光田税就是2559万贯、茶利117万贯。至于市舶税、市易税再加上……
这就是王荆公‘改革的成就’。这说明什么？这说明王荆公绝不是一个白痴，他对大宋财政起得不是‘白痴作用’，是‘祸害作用’。
陛下，治平年间年间光田税就有2559万贯。王荆公改革了，他增加了几个市舶司，新开了泉州、明州等多个市舶司，市易法下商税、市易税应该比盐利、酒利的自然增长还要多，然而，在青苗法，免役法，保马法、均输法等种种新法的刺激下，我们大宋的这些新税种，加上田税项目，反而下降了。
这是怎么回事？请问，陛下能猜测出这是什么原因吗——后几样的税赋少了，是王安石变法让利给百姓了吗？没有——百姓交不上青苗钱，交不上免役钱，交不上保马钱，被蓄意赶出了家园，他们的财产被人没收了，为此百姓流离失所，流民数百万，辗转乞讨，饿死于路者不计其数——那么，钱到哪里去了？”
赵兴说完，转向曾布：“曾布大人，我的曾相，想当初王荆公变法时，你在场，你说说，钱到哪里去了？百姓的财产确实被剥夺了，但国库却没有增加收入，反而因为新法的实施，商税、市易税与田税合起来比往年还减少了？这些钱到哪里去了？
钱，真真实实的铜钱，它不是个屁，不可能平白无故消失在空气中，这钱老百姓掏出来了，他们甚至将几十年的积蓄都掏出来了，掏出几十年的积蓄依旧不够偿付变法的成本，为此，许多人丧失了生命，许多人丧失了家园，许多人为此背井离乡……但老百姓的钱到哪里去了？
变法、变法，这可不是‘变戏法’，把老百姓的钱眨眼之间变没了！那些钱到哪里了——都言王荆公变法使大宋财赋足，为什么变法期间大宋商税自然增长，而变法的主要努力方面——田赋却降了。
我再问个问题，王荆公贬谪后，大宋田税又如何？那些言称‘变法使大宋富足的人’，敢不敢把那个数字说出来？说出来我们听听？
而另一个事实是：司马君实相公废除新法后，我大宋财税是升了还是降了？王相公说变法的目的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但他的变法确实加赋了。而没有了他，取消了他的变法后，民确实不加赋了，我大宋赋税为什么反而升了？荆公门徒们，把省略的数据说出来，让大家都知道废除变法后出现的真实事实！”
赵兴陡然发难，令曾布无言以对。
是呀，从表面看，变法后大宋财赋是增长了，然而细化分析却发现，增长的部分是随着人口增长带来的茶税与酒税，而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对象——农民的丁口税与田税，不但不增加，反而平白无故减少了。而令人感觉到嘲讽的是，王安石贬谪后，新党清洗一空，许多新法规定的赋税项目因此废除，田赋丁口税却开始上升。
这个数据曾布无法辩驳，这个数据连后代王安石的支持者也无法辩驳，因为这一数据是记录在史书中，记录在大宋朝庭的收支薄里，它无法回避，也没法解释清楚，一旦新党想解释，就揭开了他们的谎言。
省略的事实不是事实！
“我知道钱去哪里了，我知道王荆公变法的目的是什么，我只举一个事实，就可以说清楚变法的钱到了哪里：吕惠卿变法前家产多少，有数据可查；变法之后他家中的田地增加了几万亩，这也有数据可查；变法后的情况是百姓失地，我大宋田赋减少，偏偏吕惠卿在期间购地添地，这难道不说明他‘变法’的目的？
吕惠卿是个例吗？……我们先不说这位持续高举王荆公变法大旗的得意门生吕惠卿吧。就说王荆公本人。人都说王荆公立身很正直，可是，这个‘正直’的概念却是一个省略的真相，因为王荆公的‘正直’不包含他的儿子王雱，不包含他的追随者，不包含他的学生门人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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