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觉与冯延鲁兵临福州城下，双方互有胜负，王崇文、魏岑的援军抵达后，南唐军队合力攻克了福州外城，暂时占据上风。
李仁达被迫退守内城，随后便派使节驰赴中原，向中原王朝（后晋）称臣，以期中原可以在北面牵制一下南唐。
当时（946年9月），后晋连续两次取得对辽作战的胜利，后晋石重贵同样沉浸在大国之梦中，任由长期与自己作对的南唐轻松吞并闽国，显然不符合后晋的利益，既然福州忠贞不屈，心向中原，后晋也乐得让他成为地区楔子，即便福州不能牵制南唐，那起码也能恶心恶心南唐。于是，后晋欣然接受了李仁达的称臣要求，任命他为福州威武军节度使，加宰相衔（同平章事），总管闽国事务。
远水不解近渴，后晋与福州之间隔着千山万水，不可能直接向福州战场投送兵力，而且此时的后晋正处于第三次“晋辽大战”的前夕，也不可能“围魏救赵”在淮北攻打南唐。李仁达如溺水之人，不放过任何一棵救命稻草，但他最终还是找到了正确的出路——吴越国。
福州部分守军变节反水，引导南唐军队攻入城中，李仁达的亲信只率领一百多人殊死抵抗，终因寡不敌众，继外城失守后，又丧失第二道城，仅剩最后一道防线——内城。李仁达于是紧急向吴越国称臣，请求速发援军。
福州已经危在旦夕，这时候，漳州发生兵变，泉州刺史留从效出兵镇压，驱逐变军，随后表奏部将董思安为漳州刺史，李璟予以批准。董思安的父亲名叫董章，“章”与“漳”同音，董思安因此坚决推辞，李璟于是将漳州改名为“南州”，董思安这才接受了南州刺史的任命，为方便叙述，本书将一直称之为“漳州”。
李璟命令董思安、留从效率部增援福州。
公元946年10月，南唐的各路兵马齐聚福州，声势浩大。
与此同时，接到李仁达紧急求救的吴越国，陷入到激烈的讨论中，文武群臣一致反对出兵相救，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咱没彭大将军；二是南唐大军兵临城下，李仁达仅剩内城负隅顽抗，也许不等我们援军抵达，就已经失陷，恐怕已经来不及了。
唯有内衙都监使水丘昭券同志，坚决主张出兵相救。
最后，吴越国最高领导人钱弘佐同志高瞻远瞩，对群臣说不要仅局限于眼前的苟且，我们还有诗和远方。要把眼光放长远，吴越国与福州唇齿相依，救福州就是救自己。这次会议的讨论像极了新中国“抗美援朝”的伟大决策。
在钱弘佐的大力推进下，“抗淮援闽”行动展现出了惊人的执行力，在李仁达的使者抵达杭州的两天后，三万吴越大军已经分水陆两路，驰援福州，与时间赛跑。
11月下旬，吴越国援军抵达福州，与李仁达会师，但福州仍陷入包围之中，形势不容乐观。
但是，自从南唐接连攻克外城、二城，把李仁达压缩进小小的内城以来，距今已经足足有一个月的时间，如果参照兵力对比和前期的战斗力，那么这一个月的毫无进展就显得颇为诡异，很明显，是友军放水行为。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李仁达也许不是真的神，但南唐友军是真的猪。
在福州前线，南唐大军名义上的总司令是建州永安军节度使王崇文，但友军们根本不听他的调遣：
陈觉、魏岑、冯延鲁，顶着“五鬼四凶”的光环，根本不听从王崇文的指挥；
留从效，原闽国降将，新任泉州刺史，还暗中操控了漳州，此时的他正想借福州之乱吸引南唐中央的精力，从而割据泉州、漳州，因此故意放水，养寇自重，后来的发展也如他所想；
王建封，将坛新秀，攻克建州、俘虏王延政的时候，王建封立下“首登之功”，第一个攀登上建州城墙，此时的他骄横难制，不服管教……
王崇文根本无法节制各部，南唐军队虽众，却如一盘散沙，各自为战，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打起仗来更是狼上狗不上。更何况还有留从效之辈，憋着坏地故意送人头，努力让友军输。
所以南唐大军围攻了一个月，竟然毫无进展，李仁达蜗居在内城中，等来了吴越国援军，等来了希望。
南唐大军在福州城下耗了一个月，又一个月，再一个月……一直耗到了次年（947）2月。
在这几个月里，中原发生了一件大事：契丹人取得了第三次“晋辽大战”的胜利，一举攻入汴州，石重贵被俘北上，后晋灭亡。
这件事对淮南的震动还是相当巨大的。
首先，南唐在对契丹的外交政策上处于了极大的被动。两国长期以来保持了亲密友善的外交关系，并一直以南北夹攻中原、瓜分中原为合作基础，在契丹南下灭晋的时候，就曾对南唐发出过真诚地邀请，要求李璟兑现曾经的山盟海誓，携手揽腕，汴州相见。
然而南唐却像极了一切渣男，“下次一定。”
说实话，李璟并非不想履行诺言，而是福州战事牵扯了南唐的绝大部分精力，实在分身乏术。但不管怎么说，南唐在契丹灭晋的过程中，扮演了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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