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中的圣人之语，都是微言精义。微言精义的另一层意思，就是信息量太少，以至于无法精确的把握真意。
尤其是讲儒家世界观、思想观、善恶观、方法论的《中庸》、《大学》，更是玄之又玄。
比如中庸第一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学问浅的人，看了都是一头雾水，学问深的人则有自己的理解，且不尽相同。
是以虽然有圣人经典在前，人们仍无法精确把握儒家的哲学思想，便需要有人来译注经典，为圣人和凡人之间搭起一座桥梁。朱熹定《四书》，作《章句集注》，就是在做这样一件事情。
朱熹以此建立了一个，完整而精致的思想体系，终于完成了宋儒的夙愿。儒家哲学也终于登上了顶峰，成为整个国家读书人的共同思想，继而成为整个国家的集体意识。从骨子里改变了中国人。
单从这一点说，朱子确实了不起。
陈恪对《四书》的诠释，便完全仿照朱子的体例，甚至内容也以朱子的《四书章句》为主体。但是在最根本的世界观上，他却动了手脚。
因为朱子的一套，原是极好的，只是在世界观上出了岔子。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所以儒家思想越到后来，就约成为‘禁锢思想、阻碍科学发展’的罪魁。
在世界观上。程朱理学认为，太极是宇宙的根本和本体，‘太极非是别为一物，即阴阳而在阴阳，即五行而在五行，即万物而在万物，只是一个理而已。’
在朱熹的认识里。太极是天地万物的根柢和枢纽，是决定一切和派生一切的精神实体。也就是所谓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从太极中来的。
那么如何认知这个太极呢？朱熹说‘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当你一旦通理。便明白了太极，自然尽知天下万物万事，胸怀宽广，宠辱不惊，无惧无畏，可修身，可齐家，可治国，可平天下！
那么这个‘理’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朱子说，呃。直接告诉你印象不深，用处不大。需要你自己去思考，自己去想……
好吧，那如何去认识这个理？
这次朱子告诉你了，须得‘格物穷理’！
‘格物致知’是儒家大学之道的基石。
在先秦时代‘格物致知’这句话。大概并不是特别深奥的语言，故而用不着做什么解释。
但是汉代以降，由于文化断层等原因，人们对它的解释却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由此导出的方法论，也就千差万别。
朱熹将‘格’解释为推究、穷尽的意思。所以朱子之学的方法论，就是穷理。
那么如何穷理？朱子说了，就是多读书讨论、应事接物。当然最根本的还是读书，读什么书？儒家经典。因为儒家把孔孟当成掌握了道的人，或者说孔孟就是道。他们追求的便是‘孔孟之道’。
所以理学的格物穷理，说白了，就是去多读圣贤之书，体悟所谓的圣贤之道。
如果仅是修身齐家，这倒也无妨。因为圣人乃万世师表，照着学肯定没错的。然而儒家是入世的，还要治国平天下的，得解决人世间产生的具体问题，比如国家的财力枯竭，比如治理黄河、比如如何去应对外敌。
这就出事儿了。后人都知道，每个问题都要具体分析，在现实中寻找解决的办法。
而且很多时候，问题都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出现的，那么解决的办法也一样，必须要不断创新才行。比如在春秋时，还是井田制的小国寡民，生产关系与后世完全不同，当时圣人对具体问题的看法，放在宋朝来看，就已经完全过时了。
何况，就是在春秋时期，孔夫子那套也被证明是行不通的了。拿着那套在春秋行不通的东西，放在千年以后，难道就能行得通了？
程朱理学的谬误之处就在这里。他们罔顾事实，不在现实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在古人的书籍里找注解，找答案。什么事都要看古代先贤是怎么解决的，然后照搬就是。
这一套显然是行不通的。
朱熹陷入到这个怪圈中，无可厚非，因为他终究不是老子、孔子、亚里士多德那样的真圣人，只能算是大学问的贤人。
他无力开辟出正确的世界观，自然也就发展不出正确的方法论。他的世界观，其实是来自于周敦颐，而周敦颐的理论根基《太极图》，是源自陈抟老祖的《无极图》，从那里确立了天人感应，格物致知，存天理，灭人欲等等理学主张的源头。
而‘太极’玄之又玄，根本就是不可认知的，所以他研究来研究去，都究不出这个理之所在。最后只能借用了佛家的那套修行方法。因此理学其实是糅杂了佛道的实用主义儒学。这就注定了它会沾染上佛道的消极主义和封闭主义，最终变成一种禁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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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恪要做的，便是树立另外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
回到《中庸》首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陈恪的解释为‘理性是人类的天性，通过理性的思考，可以发现道，圣人以此探求大道以教化万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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