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四年，盛夏。
金露丸号行驶在广阔的黄海上，这艘船从东南亚出发途径港城、沪上和鲁省岛城，最终目的地是被日本侵占的吕顺口。
此时陆地正是酷热难当的时候，海面上却是凉风阵阵让人很是惬意，有许多乘客来到甲板，凭栏远眺或者结伴聊着天。
在这些人当中，一名日本内务省的特别警察站在高处，手持望远镜静静地观察着乘客，试图从里面找出某些可疑人员。
由于中日关系紧张，加上两者都是黄种人便于伪装、双方的情报活动非常频繁，很多民国间谍会选择轮船当交通工具。
所以为了将“敌人”挡在“国土”之外，从海外前往日本势力范围内的日方轮船都有这样的特别警察，负责监视乘客。
此人目光在一男一女身上稍作停留便转开，他记得这两个人，一对东京的小夫妻，男人叫冈本重信，女人叫冈本夏子。
按照证件和填写的材料显示，对方原本在民国内地经营药店，随着局势恶化生意越发难做，于是便想去东北重新开始。
码头的领事馆人员核验过证件，印刷字体、钢印位置、经办人签名笔序、骑缝章的暗记全都正确，不存在的伪造迹象。
他们从岛城上船后入住二等舱室，口音与饮食习惯都没问题，与其它乘客的交谈也没有任何破绽，基本可以排除嫌疑。
特别警察低头在一份文件上打了两个勾，这是金露丸所有乘客的名单，打了勾的人到达吕顺口接受完检查就可以离开。
至于没有打勾的人。
要么去关东军情报部的审讯室，要么去关东州厅警察部的监狱，要么被直接拉到荒郊野外执行枪决，总之不会再出现。
靠着这种严密的甄别手段，国内政府和其它方面的情报人员很难进入东北，只要有一丝疑点就会落入到日本人的手中。
甲板上，一男一女中的男人用余光瞄了一眼特别警察，用日语笑着说道：“夏子，海风有些大，我们还是先回船舱吧。”
“好的，冈本君。”
女人双手交叉放在小腹前微微低头，顺从的跟着男人走进舱门，沿着蜿蜒曲折的走廊，来到了一间狭窄的二等舱舱室。
作为由于生意不景气逃离民国的小生意人，价格昂贵的一等舱他们住不起，不去住肮脏和拥挤的三等舱是最后的尊严。
两人关上门仔细的扫视了一遍房内，男人蹲下身子打量着大门下方的一根头发，确认没有移动后朝女人轻轻点了点头。
“冈本君，我去收拾衣物。”
女人默契的回了一声，手上细细摸索着床下、电灯周边、风扇以及其他隐蔽处，检查这些地方是否被安装了窃听装置。
几分钟后，男人和女人坐到了舱内的桌子前，用笔和纸做起了交流，在日本人的邮轮上，做任何事情必须谨慎再谨慎。
“副处长，怎么没有看到郑副处长和邬春阳。”女人快速写下一段文字给男人看了看，然后随手撕碎放进烟灰缸里点燃。
男人接过笔写到，“他们在马来西亚上船，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航行，应该失去了观赏风景的心情，不去甲板是正常反应。”
所谓的冈本重信和冈本夏子，自然就是左重和何逸君，得到光头和戴春峰的全力支持，东北之行很快做好了所有准备。
这次的行动由左重全权负责，他与何逸君假扮夫妻从岛城上船，郑庭炳和邬春阳则以英籍华人父子的身份从槟城出发。
两队人互不联络，以两条线前往旅顺口，最后在哈尔滨汇合，那里是关东军细菌武器基地的所在地，也是最终目的地。
何逸君将左重写的再次点燃，抽出一张新纸提了两个问题：“您为什么不安排归有光来东北，郑副处长会不会不太可靠。”
左重没有立刻回答，而是张开报纸用力抖了抖，给长时间不说话找了个合适理由，这才提笔写出自己这么安排的原因。
“日本人对于前往东北的青壮年男子监视很严密，特别是结伴而行的队伍，归有光的样子太过显眼，很容易被敌人发觉。
况且归有光的行动技术再好，面对数十万精锐关东军也发挥不了任何的作用，我们这次去东北只可以智取，不能硬来。”
原来如此。
何逸君明白了，他们两队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看上去更加真实，混在其他乘客之中不会被日本人的反谍人员注意。
与在国府地盘行动不一样，在敌后作战最重要的就是隐蔽，失去了国家机器的保护，他们要面临的形势将会非常严峻。
见她理解了自己的意思，左重微笑着继续写道：“不要小瞧郑庭炳，这个家伙是个厉害角色，千万别被他的外表给骗了。
对方出生在粤省文昌的破落地主家庭，家中有兄弟四个，他居长是老大，父亲早亡，只勉强读完旧制小学便外出谋生。
靠着乡邻村人的资助，他飘洋过海来到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在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里当徒工，收入微薄仅够个人糊口。
那时候在南洋做苦工的华侨没几个人读过书，而郑庭炳能写会算，后来就利用这个优势在一个养鱼场当上了记账先生。
这份工作虽然沾着鱼腥味，地位依旧卑微，但每月总算能留下一点钱接济国内的母亲和兄弟姐妹，因而他干了好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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