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凌同志，这次组织任命你和其他几位同志担当起这次保卫香港经济的重任，对你们而言是一件极其光荣而又重大的事情，我现在代表组织上和你们谈话……希望你们时刻谨记自己肩头上的重任，不要辜负组织和人民对你们的期望。”一名五十岁左右的国字脸男士端坐在沙发椅上，正满脸严肃地对恭敬站立在他身前的宋凌说道。
这是任命之前必须进行的惯例谈话，陈腔滥调并没有让宋凌感到一阵的厌恶，相反此刻他内心异常兴奋，甚至是欣喜若狂，因为这意味着他即将能够动用数以亿计的资金，在股市当中呼风唤雨，成为整个华资企业在香港市场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一次燕京之行果然没有白跑一趟，得到的结果甚至超出了他的想象。
同样的一幕也发生在其他几个人身上，他们大都是隶属中央的华资香港上市公司金融方面的负责人，阵营可以说是非常豪华。光是他们背后公司的市值，恐怕就能占到整个华资企业在香港上市的全部市值的一半，放到整个市场上，更是占据整个在香港上市公司市值的二成左右的力量。
除了这些有着实战经验的第一线人员外，在燕京方面总负责的是一位财政部的副部长，级别是正部，除了这些之外，还有统战部门、组织部门、港澳台办、爱华社、华联办甚至是总仓等各个部门的相关负责人，总之在诸葛馆的授意下，这将是一次多部门联合应对金融危机的协同作战。
原本这种规模、级别的工作小组，根本就轮不到像宋凌这样的小角色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由于这个小组中绝大多数级别比宋凌高的人员都不会常驻香港，甚至某些人只是为了捞取政绩而千方百计地挤进其中，因此面临重大突发情况时的信息传递和分析判断就要靠以宋凌为首的这批专门驻扎在香港的专业人士。
诸葛馆也不是没有想到这方面的问题，为此他特地给香港方面指定了一个最高负责人，即爱华社香港分社的副社长，授意他在适当时机有人事专断之权，能够先斩后奏，将香港部门谎报军情或者是延误战机的人扫地出门。
另外，在专业性方面，诸葛馆则安排了一部分熟悉香港乃至东南亚地区经济的学者，和类似于钟石这样的人一道组成了顾问委员会，不定期地向香港方面汇报和预测未来香港经济的走势。
总之，在诸葛馆的设想当中，这将是一次对他即将执掌政务院之前的考验。
……
“宋哥，这一次组织部任命我们为保卫香港金融市场的‘一线作战人员’，但我怎么觉得我们这些人都是炮灰呢？大家想想看，我们上面有多少个部门掣肘，不说直接上司爱华社的那帮人，就连我们自己想要做些什么，还得参照顾问委员会的那帮人的意见，这他妈的都是个什么事儿！”在京城一家偏僻的会所里，几名来自香港的高官正坐在狭小的房间内长吁短叹着。
在经历过短暂的兴奋之后，他们这才愕然发现，这个工作小组人员众多，流程复杂，从发现问题到制定决策恐怕一个星期都搞不定，这还是在部门之间不相互推诿的情况下。而金融市场的行情往往是瞬息万变，根本没有请示和等待的可能。按照他们的话说，等到相应的救援方案制定下来，恐怕救援对象早就死翘翘了。
这些人大都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看上去西装革履、风度翩翩，是典型的事业有成的精英人士。在外界看来，他们是华资企业的高官，一句话就能决定股票的上涨或者下跌。但是他们自己很清楚，在这些光鲜的外表之下，他们其实什么都不是，如果没了手中权力的话。
和私人企业不同，在港上市的华资企业尤其是国企，其高官的任命并不是来自董事会，而是内地政府的组织部门。因为大股东是国家，所以即便是小股东和零散股民加在一起的话，也阻止不了任命决策的通过。而这些所谓的空降高管一旦坐上这个位置，往往随之而来的就是整个中高层的清洗活动，这就是所谓的“一朝天子一朝臣”。
虽然这些人也曾经在清洗活动中受益匪浅，但是他们心中很清楚，说不定哪一天空降过来的一把手看他们不顺眼，就会在下一次的清洗活动中将他们靠边站，到时候他们失去手中的权力，就什么都不是了。
也正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这些人才努力地卖命工作，争取往更高的一个级别上爬，从而掌握自己的命运。
而这一次所谓的多部门联合应对金融危机的应急方案无疑是他们在最高层面前表现的一个最好机会。
每个人都想努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但是当他们真正牵扯其中，研究透彻相关的组织结构、部门规划和决策流程后才发现，事情并不像他们想的那么简单，他们的处境甚至比边缘化更为危险。
简单来说，这个临时搭建的小组当中外行人太多，掣肘力量太过复杂。虽然他们被推上前台，但是他们的角色就是炮灰，属于那种功劳是上级的、过错是自己的悲剧人物。
在这种情况下，牢骚自然成为了这个群体的主题，尤其是在无法拒绝和反抗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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