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国的君主只是国王，而非皇帝。
按照礼制，其居所应该称为王宫或王城才对。
但实际上，按照高丽礼制，首都被称为“皇都”，王宫被称为“皇城”；
国王的命令称为“诏”，继任人被称为“太子”，国王的母亲被称为“太后”。
国人也不称呼国王为“王”，而称“大王”“陛下”，一些典籍上还写“海东天子”。
这种“外王内帝”的现象，是有历史原因的。
高丽国开创者王建当初发动政变，建立国家时，
正值唐朝灭亡，诸侯混战，神州无主，中原大地一片混乱。
如此良机，是个有野心的人，都会生出别样心思。
自比雄主的王建当然也不会满足于做蜗居半岛一地的“小王”。
从其伪称“海东盛国”高句丽的继承者，取国号为“高丽”，就知道他的勃勃野心。
建国后，王建一度酝酿建号称帝。
虽然，其人之后还是接受了后唐册封的“高丽国王”封号。
但在规制上的一些僭越称谓依然保留了下来，中原混乱多年，也未追究。
而高丽都城开京的起源，则要追朔到四百多年前。
新罗统一三韩，结束“前三国时代”，开始在这里设立松岳郡。
数十年后，又改松岳郡为开城郡。
后来，这里成为了王氏豪族的封地，出身开城王氏的王建夺权建国后，下令定都于此，
并在松岳山南麓山脚下建造宫城和皇城。
最初的开京城周长不足十里，只有一道城墙，防御能力很弱。
敌人只要占领城南制高点——百余丈高的德岩山，城内军民的活动，就尽在敌军掌握。
百年前，为惩罚与大宋阴谋夹击辽国的高丽，
辽圣宗耶律隆绪亲率辽军主力部队南下，
一路摧枯拉朽，攻陷了开城，险些导致高丽亡国。
其后，其国君臣痛定思痛，决定扩建都城。
在显宗王询时，征用民夫三十万人修建外城（罗城）。
除了北段城墙继续沿用松岳山上的原城墙墙体外，
又将城墙向东南方向延伸，且基本都修建陡峭山脉上，
体现了“凭险据守”的思路。
松岳山横亘于城北，而从城西的蜈蚣山、西南的龙笛山、城南的德岩上、东南的广德山等一直绵延不断的山脉，
把开京从西南到东南几乎一百八十度包裹起来。
两条山脉一南一北，就如同两个半圆形的笼扣，合力将开京夹在中间。
城中心还有三十余丈的子男山作为制高点。
建成后的开京形成了“四重城”规制——
即外城（罗城）、内城（半月城）、皇城和宫城四道环形闭合的城墙，防守能力极大加强。
其中，外城周长二十九万七千步，约合后世六十三公里（高丽制度一步等于六尺，一尺约合三十五点五厘米），共设有二十二道城门。
比几经扩建后的大宋东京城外城墙，还要长一倍不止！
不过，因为开京是山城，
城中的有效利用面积，当然不能与平城的东京相比，居民人口也不在一个层次上。
但正因为如此，开京城中保留了大片的农田和林地，
真遇到大乱，开京不仅有存粮可用，还可边打仗，边在城中种地。
如此依山而建，凭险据守，还能自给自足的“巨城”，
在这个时代，几乎不可能被外来侵略者以强力迅速攻破。
这就是大敌当前，高丽朝堂仍然能争吵不休的“底气”所在。
开京城的唯一命门，就是——人心。
能攻破开京城的，只有开京人。
因此，新任佥书枢密院事拓俊京得知城南大营兵变这一噩耗，
也吓得当场失措，呆立半晌，才回过神来，询问兵变的细节。
兵变因仓促派往江华岛的守军引起。
在同舟社大军占领江华岛之前，
为了稳定开京人心，高丽朝廷并没有公开敌军肆掠本国海疆之事。
以至于移防江华县时，好多兵卒以为这只是一次常规军事行动。
纷纷猜测，也许是哪位贵人想在陛下面前邀功，才折腾自己这帮贱卒。
普通百姓一家几人搬个新居，
都要提前准备很长时日，事后还要不少时间，才能适应新生活。
这帮晕头晕脑的兵卒登上江华岛，还没有适应新防区的环境，就被同舟社围了城。
城防设施不全，城内环境也不熟，人心惶惶之下，
他们还“坚守”到同舟社炮轰后才投降，已经对得起朝廷了。
投降后，本来个个惶恐，不知会有怎样的命运等待着他们，
幸好“仁义”的同舟社没有任何虐待和侮辱，就释放了他们。
彼时，朝堂上正乱作一团，
三千余（还有江华县原本的五百兵）守军被放回这么大的事，朝中却无人及时做出明确指示。
城南大营守将只能放走“身家清白”的豪族子弟，
而将没有背景的大部分兵卒集中关押，等待鉴别和处置。
这本是很稳妥的处置办法，但意外就在——
降卒的军械甲胄和御寒被服等物，在江华岛就被同舟社“收缴”了，
理由也很合理——
要是什么“处罚”都没有，回去后，你们的国主和贵人们如何相信你们没有投靠同舟社？
而且，风大浪急，划小船过海，难免会被海浪打湿衣服，穿不穿冬衣都不保暖。
万一落水，活动不便，穿着冬衣还会要人命。
这些人上岸时，仅着单衣，之前因为逃离江华岛的兴奋，又一直在奋力划船，都没觉得怎么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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