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军陆海并进大举进攻福建的紧急军情送至江陵时，新宋朝廷正在为如何应对即将开始的大战而争吵不休。
进入十月份之后，京西南路襄州、郢州两地的同军斥候就频繁越过边境，加大了对荆湖路宋军的侦查和袭扰力度。
而宋军探马冒险出境侦查，也发现了同军正在向南面大规模集结的种种迹象。
很明显，经过大半年时间的休整，大同帝国已经初步消化了京西、淮南四路，即将掀起第二次灭宋之战。
敌人的用兵战略，也没有出乎新宋君臣之前的预料。
应该还是先利用热点问题开战，以在战争中调动宋军的兵力部署，再集中精锐兵马直捣新宋中枢的老套路。
现在的问题是大战将起，新宋政权的备战工作却严重不足。
两个月前，枢密院综合各地上报的数据，得出全国现有兵马计二百二十六将，总兵力六十三万七千五百人的结论。
这个数据明显注水严重，绝对不能当真。
就算是真的，也不能指望拿他们与兵马总数更少的同军对抗。
新宋军队的主体是被收编的溃兵、义军和盗匪，兵源杂乱、整训不足、甲械不全号令不熟，战斗力成疑，只比乌合之众稍微好一点点。
这样的军队，也就勉强打一打小规模的袭扰战。
要想组织十万人以上规模的大会战，莫说打不打得赢，仅仅是统一指挥的问题，就能难到一众将帅。
新宋、旧宋虽然都是宋，但已经灭亡的王朝重新建立哪有那么容易？
即便有大同正乾皇帝故意放水，重建了大半年的新宋朝廷也才勉强压制住内部的混乱，现在的家底太薄，实在承受不起再次大战的失败。
尤其是刚刚有点规模的御营兵马，更是新宋朝廷稳定统治的关键。
若是轻易消耗在战争中，朝廷将再次失去对地方的掌控，甚至彻底沦为摆设。
考虑到这些现实困难，黄潜善等大臣建议赵构主动放弃江陵，将行在转移至长江以南，尽力避免与同军拼消耗。
而后，利用长江以南水网纵横，很多地区不利于同军骑兵和炮兵大规模展开的地形特点，与其慢慢周旋。
待熬过了大同的这一波攻击，朝廷再聚集力量反攻江北。
客观上讲，黄潜善等人的建议比较符合新宋政权的现实，乃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但放弃江北的主张却受到了很多大臣的强烈反对。
上个月，宰相汪伯彦护送宣和太后前往潭州，就有不少大臣弹劾汪伯彦、黄潜善等奸臣贪生怕死，蒙蔽圣听，枉为宰执。
好在赵构驱逐李纲、斩首陈东等人的威慑力还在，倒是没人张口就喊打喊杀。
但反对南渡，要求皇帝坚守江北与大同拼正面的态度却是极为坚决。
聪明人一切违背常理的言行背后，肯定有利益关联。
这些大臣之所以知道江陵很难守住，却仍坚决反对朝廷南渡，乃是因为他们绝大部分就是江北之人，或者在江北有自己的利益。
朝廷只要还守着江陵，就有北伐中原，收复故土的希望。
可一旦南渡，新宋将彻底沦为割据政权，再难恢复雄心。
赵构能当上皇帝重建大宋，只是因为其人能勉强凝聚所有既得利益者的人心。
但你一面高喊“迎二圣，复故土”的政治口号欺骗不忘故土的忠臣义士，一面还没有开战就想着逃跑，算怎么回事？
小赵官家通过对同外交才站稳脚跟，自然不能支持放弃江陵。
甚至，为了表达“迎二圣，复故土”的决心，证明自己所做一切都是为了江山社稷，其人还得有意打压“逃跑派”。
皇帝拉偏架的结果，便是以黄潜善为首的“逃跑派”虽然更加有理有据，却被占据大义的“主战派”骂得狗血喷头。
不过，赵构到底不是没有主见和决断力的赵桓。
明修栈道不成，那就暗渡陈仓。
如：以龙图阁直学士钱伯言知潭州、以直秘阁王圭为江南西路招抚判官，遣兵部员外郎江端友等抚谕湖、广、江、陕诸路，及体访官吏贪廉、军民利病。
表面看是“打压”这些建议南渡的大臣，却是将他们发配到长江以南筹备钱粮、招募军队、安抚百姓，其实就是为南渡做退路。
而对“信用”的主战派，则委以前线督战的重任。
如：以起居舍人唐重督荆门军，以监察御史张所督潜江，以荆湖北路经制副使傅亮督复州，等等。
求战者得战，全部顶到前线去。
如此，不到半月时间，本就没有编满的新宋朝堂竟然去了小半大臣，小赵官家的耳根顿时清净了不少。
其人又命枢密使黄潜善亲自督办，命御营官兵搜集沿江所有船只，尽皆集中到宜都、松滋、江陵、公安等地严加看管，随时准备“支援前线”。
在新宋君臣紧张备战中，时间匆匆来到十月下旬，同军第七军由襄州、郢州两地同时攻入荆湖北路，宣告新一轮的同宋大战正式开始。
荆（江陵）襄（襄州）一体，襄州、郢州居高临下，处于沮水、漳水、汉水上游，同军顺水直下攻打江陵，兵力和物资投送都非常容易。
尽管有主战的大臣亲临一线督战，新宋军队的作战意志明显要强于旧宋禁军，但在同军的猛烈进攻下，前线各寨堡仍是在短时间内相继告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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