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木在楚国推行集约化的精打细算的管理政策，也是着眼于整体国力的有效集中，这一改革，无疑是看准了先前楚国政治的要害，其实际意义是绝对不可低估的——连《左传》的作者也对此加了个两字评语：礼也。
子木做了这些还觉得不够，他更深层次的开始思索晋楚两国的文明差距：这时的楚人，并不知道赵武也开始在晋国制定各项成文法，但几乎与赵武做了同样的事情，他们开始细致的分配官员的权限与职责，对国家进行量化管理。
这个时代可谓是春秋时最辉煌的时代，各个国家的政坛上，活跃的全是名传千古的风流人物，他们的思想最终奠定了华夏文明的基本内核，而之后的华夏文明，只是比较他们的政治成就，一步步的倒退而已——因为他们开始进入“愚民时代”。
在这些灿若星河的名臣当中，楚国的子木，郑国的子产，宋国的向戎、子罕，鲁国的叔孙豹等三桓，齐国的晏婴……这些人一一都在春秋时代留下了浓墨重彩……但唯独赵武，无论在真实的历史中还是现在赵武所在的时空，他都是一个刻意被隐藏起来的人，他带领晋国所进行的一切变革，都被人用重重迷雾遮挡起来，同时期所有记述历史的人，只简略的称赞他“仁”、“文”，但对他具体做了什么事，则个个做出一副神秘姿态，打死也不说。
楚国的令尹子木思考的时候，当时的史学家用浓墨重彩记述下他的思考——他询问来访问的蔡国大臣、贤人声子：“咱们楚国不缺乏国土，更是向来不缺乏才俊。但为什么我现在想变革，手头总感觉到缺乏人才使用？”
声子回答：“我听说种什么树结什么果，如果你看到了一棵树上结的果子不合你心意，或者出乎你的意料，你不应该问它为什么结这个果，而应该问：你当初栽下的是什么树？”
子木想了想，悠然神往的问：“我当初栽下的是什么树？……我想问的是：晋国的卿比楚国的卿好在哪里？为什么我总觉得手头缺少合适的人才，而晋国无论怎了一抓，人才都一大把一大把？”
子木是令尹，所以他必须继承前任给他留下的摊子。按封建时代一贯的负责任看法：楚国前任令尹留下的错误也是楚国的错误，而楚国的错误必须由他这位现任令尹担当，所以他才问：“我当初种下的是什么树？”
声子回答：“在我看来，令尹如今所做的很多事情，已经远远胜过晋国的卿了，然而，虽然晋国的卿比不上楚国的卿（意指晋国执政赵武比不上子木……当然，声子现在还不知道赵武在晋国也在做子木同样做的事情），但他们的大夫则要贤于楚国的大夫，都是做卿的材料。他们的人才就象杞、梓、皮革一样。
你觉得奇怪吗？杞、梓、皮革，本来是楚国特产，却在源源不断地被运到晋国。楚国固然人才众多，但实在是晋国人在使用他们啊（虽楚有材，晋实用之）！”
子木讶然，问：“难道他们晋国就不用同宗和亲戚担任大夫吗？”
声子回答：“有是有的，但他们任用的楚国人才的确是太多了。我听说，善于治国的，赏赐不过分，罚刑不滥用。赏赐过分，怕的是误赏了坏人；刑罚滥用，怕的是误罚了好人。如果赏罚的错误难以避免，那么宁可错赏坏人，也不能错罚好人——因为失去好人，远比便宜坏人害处更大，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了好人存活的环境，这个国家也就完了。
《诗》曰：‘人才沦丧，国家灭亡（人之云亡，邦国殄瘁））。’说的就是人才流失的可怕。所以《夏书》里说：‘与其错杀无辜，宁可让罪人漏网（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怕的就是失去善人。《商颂》也说：‘赏赐不乱，刑罚不滥，不敢偷闲怠慢；天子命令下国，一定要建立福祉（不僣不滥，不敢怠皇，命于下国，封建厥福）’，这也正是商汤之所以得到上天赐福的原由。
古之圣君治理百姓，特别注重‘公正’的赏罚，以及对国民的尊重、让国民获得有尊严的生活。比如：古代刑法规定：对百姓用刑之前，行刑者要减少膳食，并且撤去音乐，以此表明自己畏惧用刑；治国者需夙兴夜寐，处理朝政孜孜不倦朝，以此表明自己体恤民众，等等。
而如今的楚国，各社会阶层板结，许多人一生下来就成为‘富二代’、‘官二代’，他们不是因为才能就受到国家的重用，而是因为出生，就理所当然把持国政。这些人把持国政之后，为了维护他们的优先权，自然想尽一切办法，利用国家公器的威力，阻止其他人超越他们——如今楚国任命青年官员，不是贵族后代不用。即使偶尔有些普通人进入官吏阶层，但如果他们不与贵族官宦结亲，根本在楚国寸步难行啊。
长此下去，楚国许多有才能的普通人看不到改变命运、改变身份的希望，而楚国甚至连从事商业的机会也不给他们，所有有利益的产业都被贵族把持，普通人因此失去了奋斗的欲望，失去了努力的动机，以至于纷纷出逃外国，期望在别的国家，能依靠自己的才能获得更好的生活，这就是我楚国最终衰落的原因——虽楚有材，晋实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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