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帅这个词语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是一支作战部队最高统帅的称呼，《左传》就曾记载，晋文公考虑过元帅(军中主帅)的人选。晋国名将先轸就在城濮之战中打败了楚军，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拥有元帅战绩和元帅头衔的作战部队统帅。
值得一提的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元帅只是其他官员和下级官兵对作战部队最高统帅的称呼，那时的“元帅”并没有形成相对固定的官职。
南北朝时期，元帅逐渐形成相对固定的官职，而这一官职的作用就是在战时领导军队出征作战。比如在北周宣政年间，北周宣帝就让其叔父宇文盛为行军元帅，指挥部队出征迎敌。
李渊建立唐朝期间，唐军就设立“左右元帅”。李世民还是秦王的时候就担任过“西讨元帅”。随着唐朝局势的稳定，唐廷便设立“天下兵马大元帅”一职务，作为大唐军队战时指挥的最高统帅，其具体职位由皇子担任。
当然，唐朝又同时设立“天下兵马副元帅”，由具备较高威望的大臣担任“天下兵马副元帅”。
问题来了，天下兵马大元帅为何是皇子，而不是武将？
按理来说，指挥部队打仗是一项技术活，作为军队战时最高指挥官的天下兵马大元帅一职似乎应该由最为专业的武官担任。但是，唐朝皇帝却把天下兵马大元帅这一职务让皇子来担任，其中有何考虑，有何原委？
其一，唐朝初年，还是皇子的李世民就担任过“西讨元帅”带兵出征。因此，唐朝设立天下兵马大元帅，并让皇子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符合唐朝的“政治传统”。
所谓李世民担任“西讨元帅”带兵出征，发生在公元617年，薛举称帝，建立割据政权之后。当时还未正式称帝的李渊命令李世民带兵出征讨伐薛举，经过激战，李世民的部队重创薛举的部队，歼灭薛举部队数千人，薛举被迫撤退到陇右。
公元618年，李渊在长安正式称帝，建立唐朝。随着政权的建立，李渊就让李世民亲自担任进攻薛举割据政权的“西讨元帅”，指挥唐军进攻薛举。
由于李世民在前线忽然重病，刘文静等人在作战中部署失误，唐军遭到了薛举部队的伏击，损失十之六七。李世民被迫下令军队返回长安。同年八月，李世民痊愈，唐军再次出击，彻底歼灭薛举割据政权的部队。
从战果上看，李世民担任“西讨元帅”这次，因为期间发生自身重病这种不可抗力之故，其作战在他的军事生涯中算是不尽如人意。但是，他担任“西讨元帅”这件事本身却开创了唐朝军事历史上的规则：即战时以“元帅官职”出现的作战部队最高指挥官，这个“元帅”就得由皇子担任。
因此，不管是初期李世民曾就任的“西讨元帅”还是后来“天下兵马大元帅”，受命领兵的皇子本人都要以战时军队最高统帅的身份带兵出征。
公元626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登基称帝。由于后来的唐朝皇帝全都是李世民的嫡系后代，所以身为李世民后代的唐朝帝王在设立“天下兵马大元帅”这一官职作为军队最高指挥官的时候，就得遵循“祖宗”的“政治正确”，让皇子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
当然，在某些时候，唐朝皇帝也会让亲王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不过因为都是李世民的后代，这倒也就无所谓了。
其二，唐朝皇帝出于提防武将造反的心理，不让武将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这一点在安史之乱中体现的相当明显。
唐朝军事制度分成“府兵制”和“募兵制”时期。在府兵制时期，唐帝自然是出于天下皇权唯我独尊，提防武将造反的心理，不让武将直接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当然，除了不让武将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唐帝还对武将带兵打仗给予了其他限制。
比如，武将在战时担任的职务“行军大总管”就属于临时官职，只有带兵权，没有行政人事权和财政权。这样一来，唐朝皇帝就把武将造反的可能性压缩到最小。
随着土地兼并的现象越来越明显，府兵制到武则天时期已经走向末路。到了唐玄宗时期，唐朝的兵役制度基本改成了募兵制，地方节度使有自行募兵的权利，逐渐成为掌握一方军政大权的军阀。
公元755年，安禄山起兵反叛朝廷，唐朝历史上着名的安史之乱全面爆发。
安史之乱不仅让盛唐“无可奈何花落去”，还给唐朝军事制度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安史之乱以前，唐朝皇帝虽然不让武将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但对武将的军事指挥还给了较大的自主权。
但到了安史之乱发生之后，唐帝因为害怕带兵打仗的武将成为“安禄山第二”，就采取种种措施限制武将的指挥自主权。这样一来，唐军郭子仪、李光弼等战功赫赫的名将不仅没法成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还得受到监军宦官的节制。
当然，随着宦官直接参与到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军事行动中，唐朝宦官的权利也就越来越大了。泾源之变发生后，唐德宗干脆不再信任武将，反而把中央禁军神策军的兵权彻底交给宦官，从而给唐朝后期的宦官乱政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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