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这半年多来，肖天健留在北京，除了关注着辽东战况之外，也关注着北方的疫情，他最担心的北方鼠疫之事，在这一年之中，并没有像历史上那样大规模的爆发，由于北方提前平定下来，加上太医局方面和各地官府受命重视北方疫情的控制，虽然年初四月间在宣大一带和河北保定府一带，确确实实小规模的出现一些疫情，但是据太医局的回复，这些地方的疫情并不属于鼠疫，而是属于一般性的时疫。
由于官府的重视，这种疫情发现很早，太医局又有提前准备，一经发现便立即调集大量药物进入疫区，并且按照肖天健的旨意，派兵对疫区进行封锁，并且对于死亡人员的尸体进行火化深埋处理，同时在疫区派发预防药物，设立施药处进行施药，免费治疗感染时疫之人，另外还对于疫区进行消洒，所以这种小规模的时疫，并未大规模的扩散，很快便被扑灭。
进入冬季之后，历史上可能发生的那场大规模的鼠疫，并未在北方出现，这也让肖天健彻底放心了下来，再也不用为这件事担忧了。
再者由于大中朝早已定下要定都北京城的事情，在这件事最早议定之后，一些嗅觉敏锐的商人便开始提前在北方布局，本来北京就是大明朝的政治文化中心，现在大中朝又要定都北京，肯定今后北方会再次繁荣起来，所以一些商人便有意识的提前到北方置办产业，虽然大中朝推出举措，限制土地的兼并，但是却鼓励商人到北方投资兴办各种实业产业，同时也推出各种措施，鼓励南方朝北方乃至是陕西移民，填充这些年来北方天灾人祸所造成的人口剧减的土地。
所以这一两年来，南方的商贾和移民，在这些政策的鼓励下，纷纷朝着北方移民，大中朝朝廷也不断推出各种措施，引导北方农业结构的改变，一是大力推广农业部门新选育出来的优质种子，另外大面积扩繁种植产量高而且耐旱的作物，比如玉米红薯之类的品种，同时也通过南方，引种了马铃薯也就是土豆，开始在北方扩繁，以此来改善北方种植结构，提高北方农田土地的但产量。
而且肖天健为了改善中国人的饮食结构，提高中国人饮食营养，大力鼓励发展畜牧业特别是家庭的鸡鸭鹅以及猪牛羊的养殖，田间地头的空地也鼓励人尽可能的利用起来，种植上蔬菜以及高产的南瓜等农作物，以此来引导农民能更好的满足他们的需求。
对于赋税方面，其实大中朝也并没有降低加在百姓头上的赋税，甚至于比起明朝的赋税征收额度还要高一些，但是大明之所以老百姓负担不起朝廷的赋税，原因并不是赋税太高，而是下级的官吏以及胥吏们在征收赋税的时候，所增加的各种加派以及规费还有许多巧立名目的东西，这才是让老百姓深恶痛绝的事情。
这些钱收上来之后，并未进入到国库抑或是地方府库之中，而是让各层的官以及胥吏们给收入到了他们的私囊之中，在大明朝形成了恶性循环，大家都按照这些潜规则办事，老百姓的负担日益加重，这才导致了最终大明朝财政的崩坏以及民间造反浪潮。
但是大中朝建立之后，便针对这些弊政，接连出台各种措施，先是提高官员的收入，也就是他提出的高薪养廉政策，大中朝官员的薪俸超出明朝官员薪俸了数倍还多，每年还拿出一笔钱，对官员进行绩效考核，考核成绩优良的官员，还可以拿到一笔颇为不菲的奖励。
另外进而将胥吏的薪俸也改由国家负担起来，也给其比较高的薪俸，虽然这么做明里增加了相当多的财政负担，但是却将一大块灰色收入纳入到了国家管理体系之中。
将之前官吏联手暗地里做的一些事情，归入到了明面正规途径之中办理，解决下层胥吏生计的问题，使之可以用薪俸养活家用。
另外推行改良版一条鞭法，摊丁入亩等政策，重新清理丈量土地，定制新的税额，避免那些地主通过各种手段隐匿田地，规避田赋，尽可能做到公平，谁的地多，谁交税就高，地越多交税额度也越高，有力的抑制了地主对于土地兼并的热情。
在搭建起这些制度之后，严令各地取消像之前旧明时代的各种乱七八糟的加派以及规费之类的东西，又接着出重拳整治前朝胥吏，各地对于前朝的胥吏，都进行了清算，杀了一大批前朝各地身负恶名的胥吏，大块了人心，稳定了地方，最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手段，取消了加派到老百姓头上的各种负担。
另外肖天健着令各地官府将财政收入交到中华银行进行代管，以中华银行代理管里地方财政户头，使得地方官员不经手钱物，自然也就没法再收什么火耗之类的东西，掐断官员捞钱的一些途径，总之大中朝推行这些制度，大幅度的减免掉了之前大明百姓身上的负担，使得老百姓在种田交税之后，可以留下足够他们生存的粮食，手头上今后会有所结余，老百姓要求其实就这么低，吃饱肚子能活下去，手中多少有点小零花钱，能穿上遮体御寒的衣服，想要再让他们抄家伙造朝廷的反，门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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