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杜丘明的路数，要做“国家级高新企业整体解决方案”——而且是把本来完全不合规、条件不满足的新企业，硬生生造假拉进这个圈子——成本也是极为不菲的。
哪怕不考虑杜丘明自己的的利益，以及合伙人团队的分肥。
仅仅只算运作这些案子需要的基层律师和代理人的人力成本，那也起码是几百万往上：
合伙人可以按分红度日，事务所效益不好就没分红。但普通律师和代理人的工资奖金却是要每个月都发的，不可能因为大项目要一两年才结算，平时就不给人薪水。
所以，每个大项目的运作过程中，都是靠事务所里那些待分配的历史积攒红利，来吃老本撑过去的。
只不过往年这个红利滚红利每年形势好、业务发展快，所以大家都没觉得合伙人们承担了什么风险，普通律师也只会去网上嚷嚷“这些大所对个人发展有个屁的好处！无非是肥了合伙人！”
而到了真正重大经营决策失误或者变故的时候，情况就严峻了。
短短两三天，杜丘明每天应付客户堵漏，焦头烂额，似乎一下子老了十几岁。
可恨他都已经遭遇了这么多变故，成了业内的笑柄；也被京城本来排行第二第三的知识产权事务所给暗爽地围观了好几天（那两个所比杜丘明还笨，但傻人有傻福，所以都没来得及跟进冯见雄的策略），却依然不知道自己的仇人到底是刘渊明还是冯见雄、对方究竟怎么个心态。
至于马仔刘传栋，更是无端被杜丘明丢的玻璃烟灰缸砸破了额头，连眼眶都肿了，还敢怒不敢言。
似乎听杜丘明的意思，冯见雄之所以报复鼎革事务所，肯定是因为鼎革所收留了刘传栋这个曾经得罪过冯见雄的烂货，所以报复乌及屋了。
刘传栋憋屈得百口莫辩，心说自己都好几年没敢再去招惹冯见雄了，多大仇都该忘了吧！
第三天，“楼上的另一只靴子”终于落地了，也让一切挣扎彻底被堵死。
最高院真的出了新的司法解释，正式修改了复审委改判的法律效力，算是低调地承认了自己当初旧解释存在的漏洞。
当然，为了掩饰曾经的低级失误，这次的解释里还多改了其他几个点，也都是试点这一年多来积攒下来的弊端，只不过这些点不痛不痒的、无法被专业人士利用和钻空子牟利。
有好几个问题被一起改掉，真正恶性的漏洞也就不显眼了。
……
既然第二只靴子也落地了，就要接受审判。
杜丘明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花了整整一个上午，接见前来毁约的大千地产集团法务总监。
那法务总监姓邵，叫邵凯，也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据说是常青藤系的顶级留学海归，哥大法学博士。
只不过在英美法国家读的博士，回国后只能处理处理坐而论道的事情，或者解决集团生意国际化上的麻烦，这邵凯平时不太注重亲自过问那些“迎合国内国情”的法务生意。
比如骗取各种资质、骗取各种指标……这些他都是100%外包，连进度都让手下人跟的。
今天出了大事，他本人都被少帅痛骂了一顿，他也转骂了自己收下了，犹然觉得不出气，才亲自飞了一趟京城，来跟杜丘明谈撕毁合同。
“杜总，大家都明白人，按你这节奏，事情肯定是办不成了。看在你们白忙活一场的份上，我也不跟你说什么‘耽误了我们集团筹建国家级高新全资子公司这盘大棋’、究竟对我们集团造成了多大的战略损失。
反正风险代理费我们是一分钱不会出的，合同直接作废吧。你要是好自为之，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杜丘明嘴里发苦，幸好内心早有几天心理准备，倒是显得很安静。
既然要做“整体解决方案”，不给客户看OPEN-BOME的成本来收费，那就要拿出干货来，解决不掉问题，也不能求“没功劳也有苦劳”。
这是江湖规矩。
就跟你小米卖手机，本来就是硬件物料表OPEN-BOME出来的，跟组装机差不多了，那出点质量问题，跟消费者解释一下“是哪个元器件的问题”、“这个元器件换一下”，消费者好歹还有耐心去听一句。
凭良心说，消费者毕竟就是买了个便宜货。
但是买苹果那种姿态很嚣张的产品，就不一样了。出了非消费者过错型的故障，就该直接把IPHONE丢到乔老狗脸上。
毕竟你就是装逼端架子玩“整体解决方案”、“物料成本跟售价没关系”的么。既然整体解决方案都解决不了整体问题了，还有什么好解释的？没这两把刷子，就该承担不被消费者当人看的下场。
那些会乖乖跪舔听乔老狗解释“消费者应该用正确的姿势握手机”的狗奴才，毕竟是少数。
没有金刚钻，非揽瓷器活，就是这个下场。
“我接受，多谢邵总体谅，这次真是不可抗力。但既然是我们答应了的事情没做到，该承担的下场我们当然承担——也请邵总不要因此对双方多年的友好合作产生负面影响。”
杜丘明很识时务地服软了。
他不是亏不起几百万一个的案子（是成本就亏好几百万，如果按做成后的可期待利益来算，起码亏千万级别），相比之下，把大客户继续拉住，才是眼下更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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