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江北的风云变幻，江东的局面在这过去的几年时间里则就要平缓的多。台城基本维持着旧年风貌，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发生。
留守台城的几位重臣，尚书仆射卫崇本就崇尚浮华座谈，乐得居任无事。中书令钟雅倒有几分勤勉政务的心思，与行台配合继续推行江东各郡县的吏治整顿。光禄顾众垂垂老矣，一年倒有过半的时间居舍休养。
还有一些南北时流高望贤长，得益于江北王师的壮阔前进，于台内高位荣享，屡获殊赠，对当下的处境局面也都没有什么不满。
这几年的时间里，建康城内倒也涌现出一些少进的时流，譬如清谈雅胜的沛国刘惔、风采出众的颍川荀羡、以及克己恭礼的济阴卞迪等等。这些人或任事台阁，或受辟公府，也都不乏贤名清誉，被视为未来台城的后备力量。
但是这些留守建康的时流后进们通常都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没有事功事迹的加持，尤其在广泛的时议层面，远远比不上年龄相近的洛阳行台同侪，因此只被视作是二三流的时选，即便有一些名气，也只是在小圈子里流传，并不能得到普世的认可。
因为有着洛阳行台霸府的存在，一应王命诏令发于天中，建康台城难免有形同虚设的意味在其中。不过这种情境，倒是比较符合中兴之初那些玄虚人事所崇尚的清静无为之治，台阁宫寺任事者无案牍之劳，无黎庶乞告，但却天下咸安、海内无事。
虽然这一局面的达成方式不符合往年那些侨门高贤的设想，但最终局面倒是比较符合预期，也可以说是另一种形式的殊途同归了。
台城局面清静闲散近乎落寞，但是生民处境却日益改善，人心多有安定。
江东虽是偏安之地，但从南渡中兴以来，却实在看不到什么偏安的画面。从早年的豪强作乱到之后的门阀弄权，动荡频频，而江东的生民也少有享受到长时间的安宁。一直等到数年前建康那场政变，沈大将军归国定乱，荡平内外，自此之后，江东才再也没有了刀兵动荡的忧患。
虽然行台北伐、西征各项军事行动始终没有停止，但此一类的兵事却多只发生在远在黄河之北或者潼关以西，江东本土完全无受影响。
当然也并不是说江东本土便全无戈事，类似会稽南部的山越、江州所在的傒蛮，仍然偶有骚乱发生，但是规模俱都不大，也根本没有扩散的趋势，便被各地守备的郡兵们给扑灭。
随着江北郡县日渐平稳，多有侨民分批回迁，也让民间各种侨土纠纷越来越少。以沈氏为首的吴乡豪强们放免荫户、奴婢风潮也持久不息，这些人口被放免之后，又让地方郡县凭添众多垦荒的劳动力，地方上的经营越来越有成效。
这种地方事务的进步，江州的郡县反而将原本江东核心的三吴地区甩在了身后，这也是因为原本三吴之地开发便远远高于江州，如今江州后起发力，仍在奋力追赶。
所谓府库盈实，户有余粮。有了稳定的生存环境，又有大片荒田可供开垦，生民自然不惜体力，耕织勤勉，乐颂盛世。像是往年那种成群结队的流民风潮，已经渐渐绝迹于江东。
许多地方官员为了增加政绩，但又没有众多的亡户可供招抚，难免要将主意打到那些山野之间的蛮夷之众身上。将那些人众驱赶出山野，教以耕织，编户入籍。
久乱之后，生民更知和平稳定的可贵，对于各种纷乱事迹更是深恶痛绝。即便是乡境之内有豪强不忿王法越来越严谨苛刻，损害他们乡资众多，但也根本就煽动不起来民乱。
即便是偶有此类纷乱发生，甚至不待朝廷反应过来、调集兵众平叛，便不乏乡人直接将这些作乱乡豪检举扑杀。倒不是因为这些乡民更加的恭谨知礼，只是担心这些乡豪将他们久盼之下、来之不易的安稳生活打破。
如是一种局面，即便是台城内有人不甘寂寞、想要以匡扶朝纲大义之名来振奋皇权威严，加强中枢权威而与洛阳行台角力，也根本就乏人相应。
这一类的人事暂且不论忠奸如何，最起码的一点他们连皇帝那一关都过不了。
洛阳行台创建最初一两年的时间里，不是没有人上书，谏言沈大将军势位过甚，强枝凌干，特别吴人出身的体格，未必能够获得北方时流的拥戴，建议朝廷还是需要再选任侨门贤才共领北伐事务。
这一类的谏言且不论意图所在，最起码一点现实的障碍就做不到，那就是江东政变后，几家侨门深涉其中，但凡稍具才力者几乎无有幸免，也根本就挑不出来能够与沈大将军共同分担北伐事务的人选来。
而这其中还有最重要一点，那就是皇帝的表态：“朕与梁公，私情以论，亲戚手足。在公而言，朕非厚德之主，屡有兵祸干阙，梁公数扶鼎业危亡动荡，擎国器于尘埃。古来贤臣，未过此数。
当世之内，人臣之贤无过中兴诸人，朕之德力亦远逊先帝。先帝择梁公于微末，嘉赏重托，遂使社稷兴复达于中兴群贤难及之功。事实俱在，无由人非。朕非刚愎之主，亦难忍此类以谏言奸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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