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儒学的发展，本来在明末时，应该进入一个大高潮。
如同西方的文艺复兴那样，经历过复古风潮之后，完成彻底的蜕变。
奈何历史和中国开了一个玩笑，更野蛮、更暴力的少数民族政权改变了华夏的思想走向。
从野蛮走向封建的满清政权，能够很好地学习旧有的制度，已经是他们能够做到的极限了。
不能指望他们一下子超越时代，成为引领华夏前行的领头羊。
这个任务，还得交给当下的学者们来做。
南下的路上，针对江南的儒学现状，左梦庚、刘宗周、李邦华、黄宗羲等人没少进行交流。
纵观有明一朝，思想潮流的前端，始终都是在江南的。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江南发达的商业社会，给了思想腾飞的平台。
这里本就不是依靠土地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因此旧有的封建思想一直在这里比较薄弱。
当深受商业经济影响的东南学者们发现问题后，必然会去探索和研究，从而发出新声。
刘宗周之前和之后，都还有无数的学者崭露头角，以激进的思想启发着世人。
如果没有满清入关，相信再过数十年，华夏大地上一定会掀起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何在江南传播思想，进而影响全国，无论是左梦庚还是刘宗周，对此都十分重视。
他们的阵营现在还不到发出属于自己声音的时候，那么就需要一点技巧。
身为大宗师，刘宗周巧妙地找到了儒学的弱点。
那就是行动力不足，并且脱离基层。
不管儒家的学者们如何吹捧知行合一、学以致用，但根本的问题是，该如何知行合一、学以致用，自始至终都没有切实的办法。
儒家的学说除了能够塑造伦理、道德之外，对于实事的帮助微乎其微。
刘宗周从此入手，左梦庚跟着补刀，一下子就击溃了旧有思想体系的维护者方岳贡。
接下来，就是刘宗周的个人表演时间。
洋洋洒洒三个时辰的讲学，听的所有人如痴如醉。
最重要的是，刘宗周讲学的内容，并非是空洞无物的理论，而是结合了实际。
这些原本也是刘宗周的弱点，但是在临清的这段时间，深受左梦庚影响后，刘宗周深入各处，用理论结合实际来不断磨砺自己的思想，已经渐趋圆满。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然义与利并非简单的对立，而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万民福祉、百姓生息，此非利耶？此利重乎？”
众人深思，并且深以为然。
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无数生灵往返奔波，不就是为了一日三餐、柴米油盐吗？
可这样的利重要吗？
当然重要，而且最为重要。
否则的话，当百姓们生存不下去，揭竿而起推翻王朝暴政，此乃必然的结果。
一如西北的农民起义。
“百姓安康，国家安定，皆为利也，亦为大利。大利既大义，君子当明之而求之，方不负所学也。”
运用左梦庚教授的辩证分析法，刘宗周将古人严格区分对立的义与利结合到了一起，偏偏理论上又无懈可击。
无数儒家子弟追求的修身、齐家、治天下，以何为准？
当然是物阜民丰、天下太平了。
为何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始终为人所津津乐道？
不就是此般情景嘛。
“民富则国强，国强则安宁。谁能以所学助力民众富强，则必为千古圣人。诸君，还望摒弃空谈阔论，脚踏实地，不求闻达于天下，哪怕繁荣一方之水土，也是我辈士人治天下之责。”
刘宗周终于把大坑挖好了。
他号召广大士人、官绅、百姓把儒学和日常的生产生活联系起来，用儒学来促进生产。
问题是儒学这玩意儿能做到吗？
必然是做不到的。
而一旦有人这么做了，又发现做不到，那么肯定会反过头来质疑儒学，从而进行思考。
既然儒学改进不了生产工具，既然儒学提升不了生产效率，那么也就意味着儒学并不实用。
以此推断，儒学便不算实学，又与往圣先贤“知行合一、学以致用”的倡导相违。
时下诸人，没有一个察觉到刘宗周的阴险，相反全都对他的理论信服不已。
读书做官的毕竟是少数人，绝大多数仅仅用来明事理罢了。
可明事理带不来财富，解决不了生活困苦的问题。
追求财富的过程中，学到的圣贤之道又没有多少可以用上，人们必然会自行去选择新的方向。
松江府众人满意而去，不出意外，短短几日后，刘宗周的讲学内容必然会传遍江南诸府。
唯独方岳贡脚步蹒跚，心绪紊乱，本能地感觉到了危机。
他对刘宗周了解甚深，求学时没少拜读过刘宗周的着作。
可今日刘宗周的言论，已经和过去迥然有别。
方岳贡一时片刻不明白刘宗周的言论有何危险，但是鼓动百姓追求财富，与传统儒家的安民、无为之道必然是相冲突的。
一直回到府衙，方岳贡都没能从冲击中走出来。
想了想，他仔细地写了一封书信，然后命管家进来。
“速将此信送去京师，交予薛宾廷（薛国观）公。”
管家领命去了，方岳贡才稍微安心。
如今只能寄希望于京师里的大佬们，能够察觉到危险，将其消灭于危险之中。
否则的话，这繁花似锦的江南，指不定何时便会成为烫人的火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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