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慈炯建立登州三太子城、登州天王城或是登州自由市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康熙皇帝当然是知道的！
但是因为当时康熙刚刚经历了“北京沦陷之耻”，满洲八旗上下全都嚷嚷着要找布尔尼寻仇，根本没有人在乎登州发生的事情。所以康熙也不敢违逆众人之意，放着布尔尼不管而出兵登州。
而且布尔尼在当时的情况下，的确对大清国威胁极大。因为布尔尼一旦征服整个漠南蒙古、喀尔喀蒙古和东道蒙古，那么一个大一统的蒙古帝国就要来了，到时候北京城、盛京城都在蒙古人的兵锋底下，布尔尼隔三差五来打一场，那康熙皇帝的大清岂不是要变成大金了？
所以当时的康熙只能假装不知道登州的威胁，先集中力量收拾布尔尼。
可没想到那个布尔尼“油”得很，根本不和康熙正面交锋，还把自己的汗廷远远地摆在了靠近宁夏的后套草原上。而且还把喀尔喀蒙古和科布多草原当成了自己的主攻方向。
康熙虽然讨伐过他好几次，但是这个布尔尼在跑路的本领上显然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他爷爷林丹巴图尔压根不能和他相比啊！所以每次都能被他轻易逃脱。
而且康熙又受到朱和墭的牵制，也没办法放开手脚在草原上用兵，最后也只能接受了和布尔尼“平分蒙古”的现实。先牢牢控制住么漠南蒙古东路的坝上草原（察哈尔草原）和东道蒙古，暂时放弃收复漠南蒙古西路（河套草原）和控制喀尔喀蒙古的图谋。
而当康熙皇帝稳住草原上的形势，回过头来仔细端详登州的时候，却发现朱三太子已经在登州经营出了一个相当兴旺的局面，而且还有了一点固若金汤的意思。
对于登州的危险性，康熙当然是有充分认知的。但同时他也知道攻打已经构筑起坚固防御体系，而且背靠大海的登州是相当困难的。特别是占据登州的大明还拥有压倒性的海权。
所以康熙在过去的两三年中，只能对登州采取姑息政策——姑息虽然会为将来埋下祸根，但总比一次次的兵败登州要好！
因为每一次兵败，都会消耗康熙所剩不多的威信，一旦威信耗尽，康熙都等不到朱和墭来杀他，他就得让自己人干掉。
这些年康熙之所以要一边想尽办法从汉人、朝鲜人那里刮钱满足新旧八旗的贪欲；一边还要通过扶植儒宗，搞什么饮鸩止渴的乡贤制去拉拢汉人士大夫。不就是因为败仗吃多了，所以威信掉得快没了吗？
他现在得哄着下面人过日子了！
康熙已经觉到下面的人对他这个皇帝已经变得越来越不恭敬了，一个个都在打小算盘，都在抱团结党。
那些手里有兵的，更是在队伍上结党，试图把属于朝廷的兵权捏着自己手里......在康熙给下面的新旧八旗兵丁授田、赐田的时候，这种军中抱团结党的苗头就表现的尤其突出！
新八旗军中那些个手里掌握着一个固山兵力的管军大臣（某旗新军的长官）或新军都统（新军某固山的长官），都会想尽办法把自己手下的各个参领及其所部的授田区域集中在一块。而那些个参领又想把下面的佐领聚在一起。佐领们的心思也差不了多少，同样想把自己手下的旗丁聚拢起来抱团。
康熙虽然也知道这么个搞法，八旗新军早晚会变得和太宗皇帝刚刚接手后金汗位时候的八旗兵一样......只认各自的大小旗主（现在都统和大臣），不怎么听大汗的话。
但是康熙为了笼络那些手里掌兵的大臣、都统、参领、佐领，同时也为了方便动员集结，减少各旗之间的矛盾。也不得不依着他们的意思，将北京周围的三千万亩土地和盛京周围的几百万亩土地，分给了八旗新军下属的二十四个固山——根据最新的军制，八旗新军每个固山都是一万户，总动员的情况下可以出动一万人。
虽然通过这一系列让步和放权，康熙暂时稳住了大清朝的阵脚。但他也知道，如果他想要真正稳住自己的局面，挽回不断下滑的威信，就必须打出一场能让底下人信服的胜利。
这场胜利还不能从滑不留手的“成吉思跑路汗”身上找，只能从大明这边找。
因为“成吉思跑路汗”根本抓不找，他本来就是个“跑路汗”，康熙把他赶跑了也不算胜利......而且，只要清兵一撤，这个跑路汗又回跑回来！
所以康熙为自己找的立威和翻盘目标就是登州！
而为了能顺利拿下登州，特别是为了能自己的八旗天兵以较小的代价打下登州外城，康熙除了会同岳乐、图海、常宁、巴海、费扬古、明珠、索额图、佟国纲等满洲心腹制订了一个突袭登州的计划，还早早的将儒宗和内务府粘杆处的人派进登州充当内应。
而且这伙内应还不知道对方的存在，这样就能避免因为其中一方被大明那边的锦衣卫捕获而坏了大局。
就在李嗣兴和一石和尚等人因为朱和墭、大波玲以及他们率领的数万大军浩浩荡荡开进登州商埠而欢欣鼓舞之时，在登州商埠当中，靠近海港的一栋红色小楼内。康熙在内务府粘杆处里面两大心腹曹玺和曹寅，也正举着千里镜，躲在小楼的一扇窗户后面张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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