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嵩之领着尹治平与吕文德直向后园而去，今日的午宴，设在后园的一座轩阁之中。到得轩中，三人分宾主坐定，史嵩之即命开宴。今日午宴，他便只宴请了尹治平与吕文德二人，并未邀旁人作陪。
席上先上了茶水、点心、时令瓜果等，劝过了一回茶，史嵩之方开口谈论正事。先是对吕文德与尹治平二人这次造就的襄阳大捷表达了高度赞赏，又说这次襄阳大捷意义重大，功在社稷。
吕文德听罢，忙谦虚道：“相公过誉了，文德不敢居功。此次襄阳大捷，一是尹真人于十万蒙古大军中刺杀敌酋忽必烈，使敌军群龙无首，士气大丧，遂能得此大捷；二是相公您苦心经营襄阳十余年，使得襄阳兵精粮足，这才能为我们此次大捷打下基础。否则若襄阳粮秣不足，兵员不精，早已被蒙古一战而下了，何来我们今日大捷？”
吕文德这番话倒也不全是谄媚让功，以取悦史嵩之。事实上史嵩之在任职地方时，确实曾长期在襄阳一带为官，他先后出任过襄阳府通判与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阳府。其余升调，也多在湖北路。
绍定元年，史嵩之在襄阳屯田，积谷达六十八万石，成效的确不小。绍定三年，他又在襄阳下属县的枣阳屯田，也再次获得了成功。也是因襄阳屯田之功，史嵩之被连升两级。
史嵩之能坐到现在的位置，除了有其叔父史弥远的余荫外，也是因他确实做出过不少政绩，是凭实政而一步步升迁上来的。他悉心经营襄阳十数载，使得襄阳粮草充足，兵备精良，确有不可抹杀之功。
史嵩之任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阳府时，距现在也不过就七年时间。而因他知襄阳府时所做出的政绩，此次襄阳大捷，也确实少不得他的一份功劳。而且他现在任右丞相兼枢密使，督都两淮、四川、京西、湖北军马，襄阳兵事本就受他督率辖制，从这方面上说，襄阳大捷，也少不得他的功劳。
这些也都是在来临安的路上，尹治平从吕文德口里了解到的。只是吕文德这番话虽也算得是实话，却也少不了拍马屁之嫌。处在史嵩之这等位置上，好坏也是从两方面来看。襄阳战事，此番大捷，确实要算他有功。可若是大败，这番过失却也要算在他的头上。
自史弥远后，宰相兼枢密使为常例，凡任相者皆军政大权一把抓，权力极大。但权力越大，相应责任也就越大。若为相期间，出了什么大的过失，也少不了追究宰相这一把手的责任。出了差错，往往宰相便得要引咎自辞，不自辞下面也有人攻奸弹劾。如果皇帝还想要任你为相，那就会下旨挽留；可如果皇帝也不想留你，想要换人，那你就只能下台了。而有时候过失太大，满朝风议，皆要求换相，便往往连皇帝想保也保不住。
端平年间，当时的宰相郑清之所主持的“端平入洛”计划失败，而且使宋朝遭受了极大的损失。郑清之便不得不引咎辞相，虽理宗下旨挽留，但因满朝风议，弹劾者众，到最后郑清之还是得去相下台。
端平入洛的计划失败，实在颇为可惜。当时的宋军先锋全子才一度已收复洛阳，并进军到汴梁。只因粮草不济，才最后惨遭失败，使得宋朝失去了收复河南的良机。
端平入洛的失败，非是全因宋军战力不行与粮草不济。这一进军收复河南，并据关守河的计划失败，其主要原因非是在前线，而是在后方的朝廷内。
当时金国刚刚被蒙古联合南宋而灭，蒙古大军北撤休整，河南空虚，乃是收复河南的良机。时任淮东制置使的赵葵看出了这一良机，提出了进军河南，据潼关而守黄河，收复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南京归德这三地故京，光复中原的计划，这便是端平入洛的全计划。只是计划虽好，执行却不到位，使得全盘落败，还遭受极大损失。
当时宰相郑清之非常支持赵葵的这一计划，也在朝堂上全力推动以使实行。只是计划才一提出，便在朝堂上遭到了不少反对，尤其是以副相乔行简为首的许多官员。虽然他们提出来的反对观点是这一计划关系到南宋的存亡，不可轻忽行之，而且计划一旦失败，必然得罪蒙古，给蒙古以攻宋的口实；但实际上乔行简则是出以私心。他早有谋划取代郑清之相位的企图，如果郑清之所支持的这一计划成功，必是一件大功，会使得郑清之的相位更加稳固，所以他才极力反对。
史嵩之也是当时上表持反对意见的人之一，不过他的反对却不是为了给乔行简打下手，而是为了他自己。
一来是他与淮东制置使赵葵不和，如果计划成功，提出这一计划的赵葵定然是首功，必然要因功而位居其上；二来他时任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阳府，已经营襄阳十余年，在襄阳屯田大获成功，而他又一力促成了联合蒙古攻灭金国之事，也是大功一件，已有了入朝谋取相位的声望、政绩与资历。
若让端平入洛的计划成功，不但赵葵会因功位居其上，支持并主持这一计划的郑清之也会因功而相位更加稳固，他便没有了入朝争相的可能。所以，他也极力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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