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滚子”有着非同一般的身世。
他的大号叫肖昆仑。出生在“运动”前夕，才刚刚三岁，“史无前例”就开始了。
他的爸爸只是个普通的汽车售票员，因为成分好，本来一点事也没有，就因为看不惯乱糟糟的世道，发了几句牢骚。结果这就遭了坏人的恨！
也不知被谁往鞋里塞了张领袖像，老肖按“公安六条”，被扭送到了公安局。
那可就倒了霉，受了罪喽！
一连关了三年，结果老肖又气又累，再加对生活丧失了信心，撒手人寰。
肖昆仑的爸爸去世之后，他那没有正式工作的妈妈就只能靠糊火柴盒，捡废纸养活他了。
再加上家里早典尽卖光。六七岁起，他就因为饥饿，得帮着妈妈一起忙生计。
可后来他的妈妈因为撕扯大字报去卖钱，也被抓了起来，竟然和他的爸爸落了一样的下场。
这么着，肖昆仑就成了孤儿了。那么为了吃饭，他必然会选择游荡于社会上。
先是跟着大孩子学着卸人家的车铃，后来又偷着拧大楼里门窗的把手当破铜烂铁换钱。进而发展到夜里去建筑工地盗窃建筑材料。
这么一来二去，偷摸，骂街、打架、抽烟、喝酒什么就都会了。
最终成了个滚刀肉似的“铜铁小佛爷”。
就因为人小机灵，眼睛贼、跑得快，还得了个浑称，“滚子”。
但这种日子也没那么潇洒的。
饥饱不定不说，还总得受一些街痞和无赖的欺负。好不容易挣点钱常被人无理抢走。真失了手，肯定挨打，弄不好也得进“学习班”蹲上几个月。
后来在一次“大抄”的时节，“滚子”偶然遇见在街头游荡的“大眼灯”，见他为躲“大抄”，正无处可去，就好心把他们带到了自己住的楼房平台去“刷夜”。
结果正是这一晚上的相处，他成了“大眼灯”的徒弟。
那时他才十一岁，哪怕后来跟着“大眼灯”加入了“二头”的团伙，他也是最小的一个。
刚开始的时候，“滚子”也就能把把风，每月是干耗“人头份儿”，挣不来几个钱。
而且“大眼灯”带着他，甚至是破了贼行里“十二岁以内的不得上路，更不得入路”的规矩。
这让“二头”都觉着“大眼灯”有点犯傻。
可“大眼灯”还是一直无怨无悔地靠自己挣双人份儿。从没有亏待过“滚子”，让他过上了吃饱穿暖的日子。
为什么会如此呢？
说到这儿，那就不得不提一下“大眼灯”的父亲了。
因为户刚、户强哥儿俩的身世，在某方面和“滚子”有着极为类似的一面。
在解放前夕的京城，大凡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绰号“云里飞”的“乌里王”户荣斌。
（黑话，乌里王，“乌”者，黑也。乌里王即贼行出类拔萃的强者。专指和家乡父老交好，每年只出门做一两次大买卖的独脚大盗。）
他从师于京城著名的“黑钱”贼头“酒鬼张三”，学了一套越墙窜屋、跳跃翻腾的贼本领。论入户的水平，其实并不亚于驰名京津的“燕子李三”和“赛狸猫”段云鹏。
（黑话，黑钱指专在夜内偷的，白天不作活）
特别是出徒后，他还在偶然间从北平稽查处的手里搭救了一个从津门来的“高买”，学会了一套妙手空空的“清手活儿”。
自此身兼两门，也就成了贼行里响当当的人物。
（黑话，高买是对买调包类，光天化日下专偷金店银铺、绸缎庄、参茸行的顶级高手。因这类贼通常能做到不知不觉伸缩臂膀随意出入袖筒，把赃物藏于怀内，也就有了“三只手”的别号）
但对于京城百姓们来说，提起“云里飞”来，却既不怕也不恨。
因为“云里飞”的不请自到，只针对住在高楼大厦里的外国人和宽敞大宅里的政府官员与豪门巨富。
他是让北平侦缉队和北平警备司令部稽察处头疼的死敌，却能让老百姓解气、痛快。
当然，人终有倒霉的一天。
1948年，户荣斌偷了一个政府官员的宅子，销赃时遭人出卖，终于被三民党法院判了刑，关进了北平警备司令部的监狱。
本来，那高官是还想要户荣斌的命的，可恰恰此时，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
于是心慌意乱中，高官也就把心思放在怎么疏离财产，如何撤离上面了。
后来京城和平解放，“云里飞”户荣斌经教育和劳动改造后被新政府释放。并且政府还给他安排了工作，让他在房管所当了一名水暖工，鼓励他要靠自己的双手和劳动吃饭。
这让户荣斌从方方面面都感受到了一种天翻地覆的新气象。
且不说劳改干部和蔼可亲，把犯人当人，和三民党的官员绝不相同。新社会的幸福也人人有份，连外面的老百姓也不再受气，不再挨饿了。
人们都不再愁眉苦脸了，到处都是大兴土木建设国家的工程，世道真的变了。
这样救命之恩加上心灵的触动，户荣斌终于下定决心，从此要永远做一个老实本份的人，再不伸手偷盗了。
很快，他就过上了安定的日子。娶了一个山东乡下寡妇，组成了自己小家庭，先后还生了两个儿子。
日子虽然过得紧紧巴巴的，但的的确确，他与旧日那种高来高去，住窑子，吃馆子的荒唐生活一刀两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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