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2月6日，大年初五，也是周一。
这是京城在甲子年春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除了心里还存有把春节和周末连在一起休了四天的满足感以外。
以及对春节联欢晚会的精彩节目还有点念念不舍的回味以外。
恐怕京城的多数老百姓，没有人会认为这一天有什么特殊的。
因为就像人们已经习惯了的许多早晨一样，这一天照旧是从太阳升起，仍然是以持续不断的拥挤开始的。
在公交车站，在地铁站台，在百货商店，到处能看到人流攒动，以至于连买早点也是人满为患。
长安街上的自行车更是成了一道连绵不绝的长龙，清脆的自行车铃声响彻天际，甚至超过了电报大楼的“东方红”报时声。
而对此习以为常的人们偏偏不明白，其实年代变化已经蕴含在这种看似正常的景象之中了。
因为排队和排队也有很大的不同。
在知青返城之前，京城人排队，基本都是由物资紧缺引起的。
但从知青返城开始起，京城人排队的原因，就渐渐转换成为城市承受力不足的问题。
而与此相似，其实许多变化都是时时刻刻在发生的。
只是因为变化得速度有点缓慢，又不够吸引眼球，属于润物细无声的那种，才会被人们所忽略掉。
就比如说，有些家庭还在使用煤炉，而有些家庭已经用上了煤气罐。
可还在用煤炉的人里，真没几个人会意识到，煤气罐换煤炉才是社会发展的主流趋势，即将迎来飞速增长。
他们也想不到，正因为想换煤气罐的人越来越多，这事儿越往后拖，才会越难办。
甚至就在他们为用煤气罐费钱还是烧煤费钱精打细算，为送礼求人办这个事值不值当而犹豫不决的时候。
殊不知，从私人手里买转让气罐和气本儿的价码，已经悄然涨到五十块钱了。
同样没人会注意到，这一年粮店里的大米白面已经成了可以敞开供应的商品。
细粮基本上占据了老百姓日常食用量的九成以上，粗粮食用份额已经变得很少。
当然更不会有人想到，在我国近年粮产量持续上涨的同时。
这样的大好事，竟然也给农民的生计制造出了新的挑战和困难，那就是“卖粮难”。
而在京城的各个公园里，练气功成为了与晨跑、溜早儿、太极拳并列的热门健身项目。
由于“春晚”中公然出现了一家三口的“气功表演”。
所以压根就没人觉得这玩意的出现有多么突兀，去怀疑一下这种“健身方式”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更不会去警惕，随后突然一下冒出来的“民间大师”。
同样的，就在大家抱怨公共汽车太少，出行越来越难的时候。
根本没人会注意到，国产的黄河牌大客车开始逐步代替老式的斯柯达客车，公共汽车悄然开始了国产化的升级换代进程。
甚至就连城市也打破七八十年基本没变化的规律，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工程。
已经明确的目标不但是要盖楼，而且是要扩充道路。
不过老百姓骑车或步行经过施工路段时，通常只会生出不满情绪。
因为他们只看见了施工给自己造成了不便，却看不到施工的必要性和背后的重大意义。
还有公安的白色制服，也在逐步的退出历史舞台。
各个公安机关开始分批分次地换装成了单排扣，袖口帽檐有黄箍儿的“八三式”深绿制服。
老百姓没觉着有什么不适应，反正过去的警服也几次更迭，说不准就会再换回来。
他们的眼睛倒是都盯在了自己和周围人的身上。
因为在国家领导人的屡次提倡，以及示范效应下，西装开始受到人们的青睐，并大有取代中山装的趋势。
像洪衍武结婚时的打扮，别看仅过了半年，却再不会被人们在背后笑称为“假洋鬼子”。
因为现今结婚，几乎人人都这么穿。
另外，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也已经开始在社会上崭露头角。
像文艺界里，我们的“第五代导演”几乎都在这一年完成了他们的电影处女作。
只是可惜的是，他们那些别具用意的的长镜头，浓郁的色彩，以及深奥的电影主题。
固然能为自己挣来荣誉的光环，让自己的电影走出国门，被国际电影届所认可。
但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些电影简直毫无商业价值可言，票房吸引力还不如建国初期拍摄的黑白电影。
于是从这一年起，电影观众开始减少，电影市场由此开始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大滑坡。
总之，这一切变化就像潺潺流水一样自然，一样的理所应当。
或许是因为人们的眼界和见识经过了几年的洗礼，已经逐步开阔。
人们不会再为一点点的新鲜事物就兴奋莫名，大呼小叫。
又或许是因为去年那些“惊天动地”的大事太过震撼。
与之相比，这些真正与百姓相关的变化，反倒看上去都像是一些不疼不痒、无足轻重的“小事”。
更何况这些变化里既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并不是所有的变化都只产生正面效应的。
于是人们置若罔闻，视若无睹，任凭自便的态度，也就成了一种对待生活的常态。
大多数人如今有限的欣喜只能放在一些有趣的事上。
就像对陈培斯小品的热议，他们的邻居在厕所里碰见他，一边蹲坑还一边夸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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