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利本眯着双眼慢慢思索，但听到最后几句，神色微微变了变，自言自语的道：“朕还道他与众不同，当真为了国事，原来与那帮读书人一样，一丘之貉！”
老太监可不知皇帝的心思，见皇帝也没叫停，便自顾自的念开了，奏折很长，但文章写得浩然正气，因此诵读起来，也算是朗朗上口，言语之间，颇有一股气势，那太监不知不觉的融入其中，浑然不觉。
但毕竟是太长，老太监本就中气不足，大声念了这么久，早已口干舌燥，眼看就剩下最后的篇幅了，便也不停顿，略一沉吟，放开了声音念了起来：臣闻帝王之治，欲攘外者必先安内，书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自古极治之时不能无夷狄盗贼之患，唯百姓安乐家给人足则虽有外患而邦本深固自可无虞，唯是百姓愁苦思乱，民不聊生，然后夷狄盗贼乘之而起，盖安民可以行义，而危民易与为非，其势然也。
恭惟皇上嗣登大宝，首下蠋恤之。诏黎元忻忻方切，更生独祚岁以元年，（益蜀）赋一半，国用不足，又边费重，大内币空乏不得已差四御史分道督赋三督御史清理屯监，皆一时权宜以佐国用之急而人遂有苦其搜刮者，臣近日访之外论皆称不便，缘各御史差出目见百姓穷苦亦无别法，清查止将官库所储，尽行催解以致各省库藏空虚，水旱灾伤视民之众而不能赈，两广用兵供饷百出而不能支是国用未充而元气已耗矣，臣窃以为天之生财在官在民，止有此数譬之于人，禀赋强弱自有定分，善养生者唯樽节爱惜不以嗜欲戕之，亦皆足以却病而延寿。昔汉昭帝承武帝多事之后，海内虚耗，霍光佐之节俭省用，与民休息，行之数年，百姓阜安国用遂足，然则与其设法征求索之于有限之数以病民，孰若加意省俭，取之于自足之中以厚下乎，仰惟皇上即位以来，凡诸斋蘸土木瑶侈之费悉行停革，虽大禹之克勤克俭不是过矣，然臣窃以为矫枉必须过正，当民穷财尽之时，若不痛加省节，恐不能救也，伏望皇上轸念民穷加惠邦本，于凡不急工程无益征办，一切停免敦尚俭素以为天下先。
仍乞勒下吏部慎选良吏牧养小民，其守令贤否殿最，惟以守巳端洁，实心爱民乃与上考称职，不次擢用，若但善事上官干理薄书而无实政及于百姓者，虽有才干局止于中考，其贪污显著者严限追赃押发各边，自行输纳完日发遣发落，不但惩贪，亦可以为实边之一助，再乞勒下户部悉心讲求财用之所以日匮者，其弊何在。今欲措理其道何由今，风俗侈糜官民服舍俱无限制，外之豪强并赋役不均花分诡寄，侍顽不纳，田粮偏累小民，内之官府，造作侵欺，日日破奸徒罔利，有名无实，各衙门在官钱粮漫无稽查，假公济私，官吏滋弊。凡此耗财病民之大者，若求其害财者而去之，则亦必索之于穷困之民以自耗国家之元气乎。前项催督御史事完之后宜即令回京，此后不必再差为地方之病，其屯监各差都御史应否取回别用，但责成于该管抚按使之悉心清理，亦乞勒下该部从长计议，具奏定夺以后上下唯务清心省事，安静不扰众（庆）民生可遂而邦本获宁也，伏乞圣裁。“
老太监一口气念完，便气喘不已，但黎利却一言不发，脑海里仍旧回荡着这篇算得上忠君爱国的文章，文章引用《尚书》里那句为人熟知的“民为邦本，本周邦宁”，提出了“固邦本”的政治目标。且多次表述“致理之道，惟在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于察吏治”一类的观点，可以说，这些话儿，都是处于底层的小民没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他们的疾苦只能被动地由官员们察知，即使贪官污吏们的压榨超过极限也无处申诉，起义是他们表达愤怒的惟一方式，正如这书生在评论眼下起义频仍的原因时所指出的，“非民之好乱，本于吏治不清，贪官为害耳”。
这样，就由安民的政治目标推导出“吏治”问题，在书生看来，人君驾驭官员的手段无非是“赏、罚、用、舍”四字，“欲用舍赏罚之当，在于综核名实而已”。无论怎么看，这篇奏折的确是难得针对国事的好奏折，一个书生能写出这等奏折，其见识，其学识，其忠心无疑，但他千不该，万不该以阮鹰的学生自居，且这份奏折多有言阮鹰的事迹，这让黎利对这份奏折的诚意产生了怀疑，再者，这奏折上对他多有诋毁，没有那个帝王希望自己的王朝被人说得一无是处，更何况他的王朝才刚刚开始，若这等风气任由其发展下来，日后人人可以击鼓鸣冤，人人可以上一份万言奏折骂骂朕，这天下还不乱了，这么一番思索，对于沈傲的那点好感彻底丧失干净。
但对于一个读书人能有这般见识，黎利还是感到由衷的敬佩，所以并不打算惩罚与他，但这奏折是不能退回去了，只好束之高阁，当然了眼下也不是谈论奏折中内容的时候，当务之急，是让如何让这帮人尽快退出皇宫，闹腾了一早上，再闹下去，也不好看，当然了，让他放出阮鹰这头猛虎他是万万不能的，那是一头蛟龙，一旦入了海，后果如何，谁也不可能预料，他也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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