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了，凡事无绝对，就比如今日，这条街道就要热闹了许多，一些大胆的商人，百姓也会走出来摆摆摊，算是给这条冷清的街道增添了些入夜的气氛。
府衙的后院里，杨峥退了一身的官袍，仅穿了一件淡青色的长衫，因为是三月底了，凉气还在，光穿一件长衫不免有些寒意，在沈艳秋的劝说下，不得在外面罩了一件厚厚的马甲，虽说这样穿起来有些怪异，但这里毕竟是自己后院，见的也都是自家人，用不着摆官家的威严，穿衣怎么舒坦怎么来，因此这一身衣服正是合适。
院中的圆桌旁，杨峥斜靠在太师椅上，随手抓了一本《吴歌杂记》这是一个落魄书生花了半辈子经历撰写的，在苏州士林中颇有些影响，杨峥本不喜欢看这种歌谣典籍，一来看不明白，二来也没这个精力，但这本书却一直在他的随手可触的地方，只要他想看了，任何时候都可以看，事实上他看得很认真，这倒不是说他想要学几首吴歌，他自问每个才学，也没那个本事，认真学这个着实是因为公务上的需要，自从进了苏州，所要面临的就是语言上的障碍，吴侬细语听起来不错，可说起来可就难了，寻常官员到还好，大家说的都是官话，可寻常的百姓、商家就未必了，他们更多的时候是用苏州方言，而这个时候他不得不花费十二分的精力去理解，去猜测，而有时候因语言的差异，造成理解上的错误，虽说众人碍于他的身份地位，没人说什么，可私底下或多或少有些不满，就是这些府衙的衙役也时常多有怨言。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通过前世他知道，苏州人以说吴侬细语，唱吴歌为荣，许多官员也抱着如此心态，按爱成化年间苏州才子陆容品行高洁，以学问见长于“娄东三凤”，还著有《《太仓州志》、《诗说质疑》等。官至兵部郎中。他对当时苏州民间一首山歌的记述很有意思，“吴中乡村唱山歌大率多道男女情致而已，惟一歌云：南山脚下一缸油，姐妹两个合梳头，大个梳做盘龙髻，小个梳做杨篮头。”在前世流传很广，事实上，这些吴歌既是船歌也是山歌，更是情歌，大多是吴地下层农人渔者坊间乡村创作的民歌，泼辣天真，至情至性。陆容以为此歌谣为苏州第一，因为觉得歌谣说的道理很好，大家资质差不多，条件一样，因趣向稍微有点差异，结果成就大不一样，这样的说法也有道理，其实比它好的多有，陆进士难得听见而已。但你不可否认的是，吴歌已成了苏州最有力的文化符号之一了，要知道，苏州本就是大明经济中心，也是流行文化的发源地，无论是北方还是闽南一带，末并不是以说苏州话，懂苏州话为时髦，因为织造在苏州，做的丝绸服饰都华丽眩目，连时装都是以苏州的款式为好，上至后妃宫眷、官宦妻女，下至民间匹妇乃至江湖艺女，穿的多是苏州样子。这是良家妇女，便是风尘女子了，也是衣必吴妆，话必苏白，而擅长吴歌，是进入这个古老行业的必备技能之一。苏州因此成就了自己不好的一点名声，就是老要向北京进贡美色，比如陈圆圆，在清朝这样的风气依旧厉害，《红草堂集》有诗：“索得姑苏钱，便买姑苏女。多少北京人，乱学姑苏语。”足见吴语在苏州的重要性，身为苏州父母官，只会说场面话，不会是地道的苏州语言，其本身就有些说不过去，再者这钟语言上的差异，造成了彼此的亲近感也就弱了许多，他与况钟同为父母官，在信任度上，况钟是绝对大于自己，这固然有他在苏州为官三年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他懂苏州话，会说苏州话的原因，上至官员，下至三教九流都能说得上话，亲近感自然要近了少许，杨峥虽不至于似况钟那般亲力亲为，但想要听得懂人家说什么，要求总不算太过分，而比起那些生涩难懂的吴侬细语，利用职务之便，学习苏州的吴歌总要容易些。
今日是轮休，没了公务的繁忙，没有了那些眼不见为净的担子，算是难得的清闲了一回，便将这本吴歌拿在手中翻阅了，淡淡的墨香、院子里的宁静、柔和的灯光，无不让他感到脱离官场后的轻松。
按说眼下的苏州，他这个做父母官的是没有这么悠闲的时刻，水灾的百姓还待解救，米价还是居高不下，眼看着朝廷的四十万石的粮食去了一半，效果还未微乎其微，商业还待整治壮大，地主富户虎视眈眈，太仓开埠的事情还毫无头绪，这一切一切的如一块一块的石头压在他心头，让他半分不得自有，自从进入苏州以来，他不是时时刻刻绷着自己的神经，生怕自己哪里出现了失误，坏了这次难得的机会，朝廷多年的努力总不能在自己手中被毁掉，那样的话自己的确不好对皇宫的那个兄弟交代，为了这份信任，他时时刻刻的在提醒自己，不可松懈，不可松懈，事实上他也确实没有半分的松懈，大明虽不太给官员休息的时间，但一年还是有那么几次，算起来也有十来天的样子，往年本着不休白不休的心态，该自己休息的日子，他一日不落下，可到了苏州满打满算也快一年了，十几天的休息他愣是一日没放松过，处处以公务为准，做到这一步连他都感到吃惊，可吃惊归吃惊，他仍不敢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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