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实现预算法治化
法治化的重要性已经为人们所认识和接受，从各国的经验来看，制约与监督政府行为，对财政的约束和监督是关键，是因为“赋税是喂养政府的娘奶”[11]，“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12]，财政是直接联系政府与经济的纽带。没有相应的财政收入，就没有政府及其活动的存在与职能的履行。控制了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也就控制了政府的命脉，从而具有了从根本上决定和约束政府活动的能力。发达国家成功经验证明，只有将政府财政纳入法律的有效约束之下，才确保了政府行为的法治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共财政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根源。
对我国而言，改革开放促进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同时也导致我国财政分配格局的巨大变化，但有时政府行为的紊乱和不受约束是转轨时期许多问题和困难的根源所在。改革导致了政府内部财权财力和利益的分散，却未形成相应的制度性约束规范和制衡机制，政府行为若背离法治轨道以及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将导致财政偏离了其公共服务的职能和目的，而财政秩序的紊乱对于市场秩序的有序进行则是重大的冲击。故只有将政府全部的财政活动都置于法律的约束与规范之下，才能实现政府及其财政行为的法治化，才能克服市场秩序的紊乱状态。可见，在我国，强调财政行为法治化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财政法治化或曰税收法治将成为整个国家法治化建设的突破口，成为市场化改革的深化，摆脱目前财政根困境的必经之路。
要实现政府财政的法治化，就必须以政府预算的法治化为基本途径和手段。在民主国家，议会对政府的制约的主要机制是控制预算。预算，从形式上看是政府财政的收支计划，是政府为了安排当年的财政活动而编制的财政收支计划。政府的任何一项活动都需要相应的财政支出，预算恰好以计划形式对每一笔政府支出作了直接的规定和安排，直接和具体地规定约束着政府行为。而议会对预算草案逐条逐款的审议修订和通过的过程，就是市场和公民对政府各项具体施政活动的审议与批准过程。社会公众和议会对预算执行情况的检查和监督，意味着市场对政府行政状况的检查监督。预算就成为政府依法行政的直接依据和基本途径。在预算制度的规范与约束下，国家财政的根本权限转移到了纳税人手中，纳税人通过议会掌握了政府及政府财政行为的决定权和监督权。只要纳税人通过议会真正掌握了政府预算的决定权和监督权，就极大地增强了客观经济力量阻止和否定政治权力主观孤行的能力，从而能够避免经济进程中政府因素可能产生的灾难性后果。[13]
（三）完善预算制度
一是合理配置人大预算权。虽然我国《预算法》规定了预算草案由行政部门编制，由人大审批，但没有明确人大是否享有预算草案的修正权，以及政府是否享有对预算审批的制衡权。从预算管理的实践来看，人大实际上只能就预算草案的同意与否行使审批权，政府对人大审批通过的预算也必须执行，即使预算被否决或久拖不决也缺乏相应的制衡机制。这就要求在修改《预算法》时明确规定人大对预算草案的修正权以及政府相应的制衡权，在预算的编制和审议中扩大民主的范围，增强人民代表审议的作用。
二是坚持预算法定原则。在预算法的制定与实施时要全面贯彻预算法定原则，包括预算主体权利（权力）法定、预算主体义务法定、预算程序法定和预算责任法定；完善预算制度，保障宪法“控制公共权力，防止权力滥用，保障公民权利和经济的自由发展”等功能的有效发挥。此外，要强化全民的国家预算法律意识。
三是规范预算外资金。由于转轨时期财政的原因，我国形成了大量的“预算外资金”。这些预算外资金游离于人大的预算监督之外，造成国家分配秩序混乱，财政活动失序、失范，使正当的财政收入受到了侵蚀。这是我国目前财政生活中的一大缺陷，必将阻碍我国的宪政进程。因此，应将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法》的调整范围。
四是强化预算监督。在我国，为强化人大对政府监督职能，有必要推进政府预算报告制度改革。预算案要反映大多数人的意愿，实现公共支出与合理税收负担均衡，最重要的在于必须为预算的民主决策和监督提供制度保障，同时，也要加强社会公众、新闻媒体对国家预算的监督。通过建立起人大、审计、公众、媒体等全面的监督体系，真正实现对国家财政预算的“防腐”功能。
在最后一个字落笔后，他发现此时外面的天空已经到了中午。看样子，自己是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才写完这篇文章的，看来这篇文章还需要做几次修改才能交上去啊，正想着，就见门开了，只见自己的秘书端着一个托盘走了进来，包元知道现在已经是中午吃午饭的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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