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宋做臣子哪有那么容易？
蔡京、蔡攸、童贯之徒，纵恣于上；高俅、杨戬、朱勔之党，朋邪于下。
这些人都属于奸臣中的奸臣，大宋之贼、社稷之贼。
上了奸臣传，自然是理所应当，没人会认为他们不是。历史的评价也相对公允。
但是王安石呢？
王安石死在宋神宗之后，在太皇太后高氏执政后，全面废除了王安石的新法。
司马光的元祐更化，将王安石与神宗三十五年的努力，全部付之一炬，变成了废纸一堆。
高太皇太后的执政理念是：以复祖宗法度为先务，尽行仁宗之政。
别人都是人亡政息，王安石还没死呢，就一天一个坏消息，今天是青苗法，明天是免役法，后天是将兵法，直到所有的努力全部消失，抑郁不已。
而元祐更化，也是开启大宋最严酷党争的标志。
王安石被全面否定，新政被全面废除，变法派的代表人物菜确写了一首《车盖亭诗》，以为皆涉讥讪，贬死于新州。
而另外一名吕惠卿，也是小心翼翼，连口冷水都不敢喝，唯恐得病被人抓了把柄。
但是到最后，吕惠卿还是被贬为了建宁军节度副使。最后的评价也是背信弃义、祸国殃民、人格低劣。
在边事上，司马光和高太后，恢复了熙宁新政前的绥靖政策，把已经收复的疆域：安疆、葭芦、浮图、米脂四寨割让给西夏，以图安一时。
听闻这个消息的王安石被活活气死。
从神宗死后，王安石的评价就在一路走低，从最开始的停宗庙配享，然后削其王封，到最后的更改谥号，都是一步步的向一个奸臣评价转变。
这种导向，到了宋徽宗的时候，已经变成了王安石乃是獾子精投胎，而说起王安石，也变成了此老乃野狐精。
李纲为何会想到王安石？
因为在他眼里，现在汴京皇帝与九子赵构的争斗，其实和元祐、元丰的党争，有着极为相似的一面。
都是激进、变革、新法与守旧、绥靖、祖宗之法的争斗。
但是李纲却深知变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比如现在官家所依仗的大宋西军。
比如西军，由范仲淹建军，但是追根溯源，还是追到了王安石的将兵法上，在王安石手中，西军才彻底变得强大起来。
如果不是当年王安石的将兵法，能有现在的西军定鼎之功？
所以李纲非常喜欢赵桓时常嘟囔的一句话。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流血而牺牲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
李纲也愿意做那个殉道人，可惜的是他还没做，已经有人抢了先。
那就是自己面前的这个官家。
直接用最强硬的态度和手段，进行了最为本质的变革，虽然一些手法稚嫩，一些手段太过激烈，还有些想法太过激进。
但是这种变革，正是大宋所需要的变革。
朝臣们对变革的态度是保守向的支持。
保守是因为，王安石当年太惨了。
所以，大家都不敢跳出来说，这就是新政，这就是变法，这就是变革。
大家都在做事，但是无人说话，闷头做事。
风风火火的均田、商改已经落到了实处，但是依旧没人敢提一句，我们就是在做新法，在变法求存。
在改变祖宗之法。
至于朝臣们，为何都支持官家做这些事呢？
金人都打到家门口了，再不想办法变强，下一次就是身首异处了。
所以李纲看着赵构的信，不是看到了赵构的孝，也不是看到了赵构心里还装着点大宋，而是看到了政治格局。
保守与变革的冲突正在酝酿。
这次的党争，不仅仅是朝臣，连皇帝都亲自下场，做了变革的引导者和掌舵人。
李纲想了想说道：“官家，臣以为不如派个官员到南方诸路，也厘清一下商税之事？田无经界，则误国，商无经界，也是误国啊。”
赵桓皱着眉，喃喃自语道：“你的意思是工商管理局？赵构能同意吗？等一下，我什么都没说。”
他这才反应出来，自己似乎是说漏嘴了。
李纲什么人，一听就知道，官家对于商税改制有了新想法，只是觉得不成熟，没有理论依据而已。
就这几个字，李纲的脑海里已经浮想联翩。
他俯首说道：“官家英明。”
“官家所谓的管理局，其实追溯到周朝之时，就已经有了，那时名为司市。”
“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究其情中，这其中物勒工名，就是说酒坊等工坊有自己独有的名字，其他人不可随意占用。”
“这都先秦时候的事了。”
赵桓一愣，感情商标管理，在先秦就开始了？这么早的吗？
李纲继续说道：“到了秦朝的时候，就开始注籍，也就是所为的市籍、商籍、贾籍，到了咱大宋，还区分出了坐商，行商。”
“官家所言的工商管理，其实一直都有，只不过名字不同而已。”
“只不过，没有相应的官僚体系。官家是想着六部再加一部商部吗？其实前唐时候，就有人提过这事，到后面觉得商贾无状，不登大雅之堂。就不了了之了。”
赵桓皱着眉想了半天，才说道：“李太宰，仔细分析一下利弊，写个札子，我们从长计议一下。”
“这事不急。”
毕竟这是宋朝，总不能自己拍脑子就决定了这事，这可是设部，哪里有那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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