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九年六月初，辽东与云贵的战事仍旧处于相持阶段。
相比辽东不断增兵增饷运送大炮火药，朱慈烺反倒更担心云南那边。
先是，张献忠放弃重庆进入贵州，继而其义子张定国（李定国）、张文秀（刘文秀）率部进入云南，扩大声势。四川总兵官刘宗敏挂了平西将军印，率忠贞营追入云贵，克期剿灭献贼。
云南看似边陲，然而其白银产量占了全国银产量的一半，近乎吝啬的皇太子实在难以忍受如此宝地沦在敌手。只是忠贞营的战斗力与战斗意志还是堪忧，或许还存了一份养寇自重的心思，所以云贵战事久拖不决。
好在云贵地处高原，土地贫瘠，没有足够的粮食养活太多的人，这也保证了张献忠不能扩军，不至于使西南局势溃烂。
在中央方面，第一、二两期共五百名河南行政学院肄业的学员按照考试成绩分入舍人科，又从舍人科中挑选办事勤勉者十数人，升为文华殿舍人。东宫侍从室这个临时机构在短暂的三年之后，悄然退出历史舞台，恐怕只有日后历史学生写论文的时候才会偶然触及。
这回挑选的文华殿舍人还有一个共性，都是平日与户部有工作往来之人。朱慈烺拨出更更多的时间与他们灌输各种经济概念，作为即将到来的货币改革的生力军。而现在作为朱慈烺币制改革先锋大将的，却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主事，蒋臣。
蒋臣是安庆府桐城人氏，后世安徽这个名字就来源于安庆与徽州。在那个地方，最多的就是文学家和商人。朱慈烺对蒋臣的文采不感兴趣，但从蒋臣所进呈的《足国三议》中还是能够看出他对国家经济所进行的思考。
“殿下，若要行钞票，手艺上的确不成问题。”蒋臣已经是第二次登上传说中的平台了。在崇祯朝，平台召对属于皇帝的特别问对，充满了机会和危险。比如袁崇焕就是在此处一飞冲天，受帝解袍相加，恩宠无双；也是在此处被捕，打入诏狱，寸磔于市。
“万历时朱墨套印法已在江南传开，色泽分明。如今较少有人能做四色套印，银行只需将能够进行四色套印的作坊买回来，再严禁民间用朱墨套印之外的套印法，伪造的问题便无需担心。”蒋臣道。
朱慈烺点了点头：“油墨和棉纸我已经分别让陕西和苏州去试做了，应该不会耽误太久。”
“如此更加可靠了。”蒋臣放心道。
纸币防伪与纸币流通是孪生兄弟。宋元时以严刑峻法来抑制伪币，朱慈烺非但要从法理上扼杀伪币，技术上的垄断也是必须的事。想他前世，国家为了防止伪币，连彩色复印机都要控制，何况这个时代还没能做到技术上的明显代差。
用先进的四色套引法、以棉短绒为材料制造的钞票纸、用焦油配置出的油墨，分别来自三个省份的最高级别的保密技术，三管齐下，让制造假币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尤其是陕西的油墨，其原料是石油。提炼猛火油之后留下的焦油在别处不可能有，属于朝廷控制物资，分量都是要入册的。除了纸币厂和朝廷控制的印刷厂能拿到油墨，民间印刷作坊不可能拿到，除非他们肯花海量的资金去研究煤焦油。
对油墨的控制会影响金属活字印刷的推广普及，但相对文化的进一步爆炸，纸币显然更为重要。朱慈烺有时候甚至觉得有必要将所有印刷作坊都收归公有，就如前世的国家一样。但考虑到江南民间的抵制，终究还是将这个计划放在了后面。
“最初发行纸币，范围一定要控制好，建立信用为第一等要务。宁可慢些，不能求快！”朱慈烺关照道。
蒋臣觉得皇太子对纸币过于谨慎，划定的流通范围也太过狭窄，根本不能体现出纸币的优越性。像这种利器，就应该拿到南直去大量抛洒，换回白银……然而皇太子划定的范围是：军中与犯官，以及少部分职官。
张家口属于“特区”，是民间商贩唯一可能换取纸币的地方。
朱慈烺有自知之明。首先是他的经济金融知识不足以自成一家，充任货币之父。其次是通货带来的社会影响实在太过巨大，必须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量。他虽然背得出发行量的计算公式，即：商品价格总额除以同一单位货币的平均流通次数，但是这两个关键的数值又是如何来的，他就完全不能揣摩和统计了。
军中较为封闭，战士不到退役或者因伤转业看不到自己饷银，故而用钞票与银子的效果一样。朱慈烺决定先设立军中特供商铺，只收钞票，让战士习惯用钞票购物，建立对钞票的信心。作为最忠诚于自己的力量，战士对钞票的抵触和怀疑应该是最少的。
犯官从最初就领取粮票形式的生活费，直接换取粮食，并没有听说有大的瑕疵和纰漏。如今用钞票给他们增发半薪，对他们来说钞票若是能用，则是福利改善；若是不能用，自己也没损失，继续煎熬生活，等待脱罪之日，所以犯官群体的排斥性也不会过大。
最后便是少部分东宫侍从室出身的职官。
他们原本都是小知识分子阶级，在原来大明体制之下绝不敢想象能够穿上官袍。这些人跟着皇太子走已经有了一定的惯性，就算不信任纸币，也该信任皇太子；就算连皇太子都不信任，也得装出信任支持的姿态。用钞票可以优先买到马车和平板玻璃，少量的官窑瓷器，以及平价粮食，这对于他们来说应该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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