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的圣旨送到合肥，都要拖到七月初三。
那么送到重庆，可不得七月过半了——别看重庆离北京的直线距离，只比合肥离北京远了一倍，但长江三峡拉纤逆流而上是很慢的。而且入川的路弯弯绕绕，绝对不能以直线距离来估算。
然而，即使那位宣旨宦官王公公，七月十五紧赶慢赶到了重庆，他也依然没法把旨意送到朱树人手上——因为王公公很悲催地听说，朱总督居然不在重庆，而是临时北上去了汉中！
简直坑爹呢！王公公这大半个月舟车劳顿，都觉得自己总算能歇歇了，居然整这一出！
不是说好了之所以滞留四川，是为了追剿张献忠余党孙可望么！不是说好了孙可望逃到了川西南的大凉山区么！怎么又会去汉中的！
他当然也把这个恼怒的疑问，毫无保留地抛了出来，质问留在重庆、代表朱树人处理川西南剿贼事务的四川兵备佥事张煌言。
张煌言一边请对方好吃好喝招待、接风解乏，一边陪着笑脸解释：
“公公您误会了，川西南追剿孙可望之事，确实很重要，总督大人离开前，也有关照下官好生督办，一切如今进展顺利呢。兵部要求三个月内解决孙可望，应该问题不大。
至于总督大人为何去了汉中，其实是这样的：大半个月之前，总督大人从此前新到汉中不久的原太原总兵、现汉中总兵曹变蛟曹军门处得知，关中有变。
闯贼杀回关中，竟击溃了陕甘三边孙传庭孙总督，占了西安。还有传言说孙总督可能都已经殉国了，我军因为身在西川，消息闭塞，一时也难以求证。
朱总督唯恐闯贼真的坐大，甚至趁势杀入凤翔府宝鸡、大散关等地，这样未来四川便不得安宁了，汉中也会时时处于闯贼威胁之下。
他迫不得已，便北上视察防务，顺便与曹军门见一见，查漏补缺。另外，朱总督也是考虑到，虽然他如今还未得陛下明诏，要他彻底解决孙可望后，便立刻掉头对付闯贼。
但为国家计，他揣摩着这事儿想必也是非常重要的，就得提前安排一些措施，以免北线糜烂。公公可知，当初诸葛武侯从四川北伐关中，便是因为粮道难以为继，陈仓道口又被魏人占据，这才屡次受挫。
如今闯贼若真是全据关中，把大散关、宝鸡占了，未来要从四川北伐关中的桥头堡、秦岭以北的屯粮点，就全部丧失了。
但如果朝廷能占据大散关、宝鸡。则朱总督未来对关中、河洛地区的闯贼北伐，还能成诸葛武侯隆中对之势，以巴蜀之兵直入秦川，以荆楚之兵以向宛、洛，使闯贼首尾不能相顾——
此事朱总督问心无畏，唯一所虑，不过是军情如火，不及请旨，便自作主张部署了对闯贼的讨伐准备工作，这也是兵法将在外，事急从权之古义。还请公公将来回京时如实美言，澄清朱总督的为难之处。”
张煌言平时也不喜欢跟人长篇大论，但毕竟对面是代表皇帝来宣旨的，京城和四川往返一趟可能就是两三个月。
双方信息差太严重，简直就跟掉线差不多，每次重连时需要同步的数据量就比较大。
王公公耐着性子听完，全程一愣一愣的，好久才意识到，这事儿确实不怪朱总督，而且人家简直就是勤于王事的楷模。
崇祯还没下旨呢，朱总督就已经在提防李自成，并且为后续维持北伐路线而坐准备了。
这要是不做准备，以四川的地理闭塞，秦岭北侧如果全部落入李自成之手，一个桥头堡都没有，那将来妥妥的跟诸葛亮北伐一样，粮食都运不上去。
而这些年陕西有多穷苦，也是天下皆知的，耕地都被恶性循环破坏到没法种了，赤地千里，四川官军要北伐，军粮必须自己解决。
王公公也只好认了这个苦差事，表示稍微歇息几天，就再北上汉中传旨。
说来也是无奈，汉中距离北京，理论距离当然比重庆还近很多。到重庆转一遭，其实是走了冤枉路。
但偏偏哪怕崇祯派出传旨使者之前，就已经知道朱树人北上了汉中，那也是不可能直奔汉中传旨的。
谁让中间的关中被李自成占了呢，到汉中的路一共就三条，要么从关中走那些翻越秦岭的深谷南下，要么从巴蜀走金牛道等蜀中山道北上。
最后一条则是从襄阳经郧阳逆汉水而上，在秦岭的南北两条支脉之间穿梭——三国时期，诸葛亮死后，季汉接任的蒋琬，就考虑过从汉中沿着汉水顺流而下，攻取上庸等东三郡，威胁襄阳。汉末三国时的上庸地，就是明末的郧阳府。
理论上关中道绝了之后，朝廷使者先到襄阳，然后走郧阳到汉中，算是最省时间的。可这条路如今也依然没彻底肃清。
郧阳也算是流贼肆虐多年之地，当初罗汝才的势力在那儿盘踞很多年。罗汝才被李自成杀了后，他带去河南的主力被兼并了，但留在郧阳当地的一些零散小贼，就群龙无首各自占山为王了。
好在这些贼寇也不打出旗号折腾反大明，大明有那么多更难搞的流贼都消灭不过来，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这些家伙是普通山贼先放一放。
这一举措，却是害了崇祯，让他和朱树人沟通的渠道又断了一条，以至于最后只能绕大圈子取得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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