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延正的工作更加卖力，早出晚归，经常声音嘶哑。有一次，他居然被人黑整了一下，几个流氓围住他，好一阵拳打脚踢，他的头被打破，鲜血直流，身上轻一块紫一块，痛得他直咧嘴。但不管我怎么劝阻，他还是要赶回他的小屋去，他要赶稿子，他要印报纸。
虽然曹延正已经加入了组织，但当时我还无法判断他是不是能成为精英，所以前面那些一无所有的精英决定着一个时代的理论并不太适用于他，他的最为可贵之处是他不是一无所有，但却做着像一无所有的精英们一样的事情。只可惜，他的生命太过年轻，老天并没有给足他像其他人一样成长为精英的时间与后人，所以，借此一段，也算是对他的凭吊吧！愿我心中伟大的普通人能安息，也希望他的在天之灵能发发雷霆之怒，把那些违背了组织初衷之人打下十八层地狱，取缔那些靠吹捧与钻营起家的读书人谈文论道的资格，如果真这样，可有得他忙了，好在他身边肯定有着无数的志同道合者。
敌机轰炸频率不断降低，最后，完全停了下来，山城再次“热闹”起来，秘密警察、特务如雨后春笋般从山城各处的石头缝里钻出来，地痞流氓横行于市又极力地表现着自己的组织态度，就连搬运工与雇主也突然对立起来。现在，搬运工开始与雇主讨价还价，或者直接哄抬价格，收入增加了，工作量减少了，但工作的责任感却降低了，偷工减量、拖拉工期、要挟停工，花样百出，有时，见雇主软弱，大家就群起而攻之。雇主也蛮横起来，他们有时会雇打手来监督或者*迫搬运工干活，打了人还不付工钱。我感觉前段时间不时光临的炸弹像是悬于人们头顶的灵魂一般，降临了，人人自危，每个人都觉得需要别人，所以团结了，责任心也出来了。当危险离去，人人觉得自己可以为了自己而活着，于是，斗争再次展开了，合作，被放到了一边。下层尚且如此，上层更是斗得个不亦乐乎，精英们乐此不疲，以苦为乐，似乎余音尚在的民族大义、民族存亡已经完全成了口号与借口。
弹子石虽然离当时的山城主城很近，只有一江之隔，但是，因为隔了一条江，相对来说就离了名利斗争的视野，因而对于曹延正与他的那些朋友来说，这里就成了相对更为安全的地方。好些在城里呆不下去的人，都到这里来投靠曹延正，一起偷偷摸摸地干着他们自己的事业，日以继夜，长年累月，一向以洁为傲的读书人们，生活比我们这些下力人还要艰苦。
曹延正为了解决这些朋友的生活问题，想了很多的办法，他向家里伸手，但家里知道是为这事，不但不予以支持，反而派人来要强迫他回去，他曾多次躲到我这里。他多次向我提到过要做的事情很多，但经费紧张，有些有意义的事情不得不放到一边，我就从我的工钱里拿出钱来支持他，反正这段时间得益于工友的争取，我的收放大幅增加，我又没有用的地方，就全给了他。后来，他要的次数多了，我就把床下的钱取出来，一次一次少量地交给他。我告诉他，最近我的收入相当可观，他居然不怀疑钱的来源。这让我觉得世界上的事情真是古怪，当年，他宁愿卖掉家产、田地，却不愿接受我盗来的钱，现在，居然就忘了钱的来处，难道这就是卷入组织斗争之前与之后的区别吗？曹延正是丢掉了信念了吗？他是不是已经发生了改变？我不敢肯定。
曹延正很感激我的支持，也把我当成了坚定，有信念的人，他把我介绍给他的那些朋友，而且暗示，如果我提出，他可以当我的介绍人，而且也可以请另外的人一起做我的介绍人，加入他们的组织。我很认可他们所做的事情，也为他们高尚人品而心生敬意，他们为了自己的所谓理想与信念，置个人利益，个人安危于不顾，但是，对于我这个六十年后才会出生的人来说，这不是我的时代，我的时代已经没有这重的信念存在，而且历史已经证明这种信念只能存在于这个时间空间。他也跟我谈到，他想到搬运工中发展人员，以使组织更加地深入到基层群众之中，了解他们的需求，发动他们加入到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中。
有时，他们会利用裕华街小学为掩护，组织培训或者召开大会，我就成了他们的门卫、哨兵、护院，甚至通信员。如果历史真有轮回，我相信他们是人这种物中的精华所在，一种完全脱离动物性的人，他们只有他人，只有使命，只有信念，只有意志，唯独没有自己，没有利益，没有地位，没有权利。
随着投靠曹延正的朋友增多，像闻到腥味的苍蝇一样紧随而来的秘密警察、特务、地痞流氓也越来越多，他们到处寻找着机会，要体现自己的价值，成天惹事生非，让所有的人都不得安宁。有人会认为这是两个党派之间的斗争，其实，这也是他们内疗斗争的结果，因为立功也是斗争的手段，打击敌人，就能在自己的内部蒙求到地位与权利，所以，他们这样有很大一部分是他们的自觉行为，切不可与他们的职责与义务相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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